谷贱伤农，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又是大粮商。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

最后，还是因为‘青苗法’，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原因，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历史上，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也进言劝谏了一番，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废除新法这件事，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过他，就连范纯仁都劝过他。

不过，后来，苏辙做下了一件错事。司马光主张将宋神宗时期夺取的几个边境上的磐堡归还给西夏国，用来换取和平。可是，当时，发对的人很多，而司马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差，所以，暂时搁置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元佑二年的时候，西夏国派人来恭贺赵煦继位的同时，突然索取这几个磐堡，而苏辙居然也建议答应西夏所请，这个时候，文彦博和吕公著也自然是顺水推舟，答应了西夏国的这个请求。于是，卖过求荣的帽子就戴在了苏辙的头上。

要知道，苏辙那个时候，既不是丞相，也不是枢密使，他仅仅只是个中书舍人而已。他在朝堂上，也就能够提提意见而已，如果，太皇太后高滔滔、文彦博和吕公著都不答应的话，他这个小小的中书舍人的话，又如何能够作数呢？可是，后人在替司马光辩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黑锅扔到苏辙的头上，他也的确是主动背的这个黑锅。

好在，因为蔡道乱入的原因，元丰八年苏辙因为生病，耽误了进京的日期，让文彦博和吕公著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而招他进京的司马光又病重不能理事。他因此被罢免了官职。

无形中算是躲过了那个黝黑的黑锅。

而这个世空当中，因为兰州城过早的失陷，缺少了苏辙这个傻子，司马光过早的过世，三个因素的影响，导致西夏国求取边境的这个无理要求，就再也没有人愿意起这个头，答应这件事。

其实，元祐元年之后，西夏国内部也同样遭遇了权利的更迭，根本无力对外发动战争。憋屈的李秉常终于忧愤而死，他的儿子，年仅三岁的李乾顺继位，西夏国的大权再次落入了梁氏的手中。这位梁太后是前太后的亲侄女。

蜀党中除了苏氏兄弟，还有吕陶，这个世空当中，还应该加上张商英，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员上官均其实是八闽邵州邵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