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大名府体量如此大，涉及和辽国边贸，乃是各种狠人、走私帮派云集的地方，又涉及到外交和政治问题，所以形势复杂。就以大名府司法系统素质，除非王雱脑子坏了，才会以为可以真的“严打”。

所以这次王雱是敲山震虎吓人。

大名府不是抚宁县，看似都是大宋行政区，却几乎两种体制。当时抚宁县相当于自然洗牌了，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公有制，体量又小，大头百姓的思维也简单，有了那群被洗脑的百姓代表深入基层工作后，甚至连差人都不需要。

整个任期中，抚宁县也就不多的几个治安案件和公务员贪污案件，其余的基本连案子都没有。所以抚宁县很单纯。

大名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私有资本制。人家地主和商号老板们的产业，当然不会接受几个百姓代表的监督。也就是说，在私有制下基本没有“深入基层”的土壤，若强行做必然冲突，在法理上就是有问题的。

譬如后世贼鹰的fbi如果没搜查令就想进某农场，绝对遭遇一群红脖子牛仔的拿枪对持。这还是司法部旗下暴力机构的待遇。

如果换做是“百姓代表”要进红脖子们的农场生事，若发生在四十年代以前就会成为农场主们的肥料，被猎狗咬死被猎枪干掉是合法的。

太阳底下大抵就这事，并不是后世的老爷忘记了“深入基层”的重要性，而是资本的土壤导致无法深入。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法理区别所在。

那么在大名府就没百姓代表什么事了。差人队伍收农场主们的好处收惯了，也就不爱去。强行要去的话是出工不出力，且必须以类似“搜查令”的形势为游戏规则。

那么涉及到阶级的问题后，那份搜查令是否能签发不是看检察官意愿，而是几大农业财团在后面的政治博弈。

这就是大名府司法队伍只能打顺风战、而打不了硬战的原因。也是苏轼只能侦办“平民偷粮案”，办不了其他案子的原因。小苏的威性不够，他的领导也不授权（大魔王不是苏轼的直接领导）。

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不想闯祸，不想让大宋第二经济民生重镇阵痛，纵使大魔王能做的也不多。带着一只只能打顺风战的司法队伍，那理论上当然只能吓人，只能打顺风战。想干其他和能力不匹配的事就要赔本，甚至赔上政治前途。

这些年王雱经历了很多，算是沉淀了。尤其到了现在，距离登入青云也就两步之遥。所以这个时期纵使王雱也是内敛的，嬉笑怒骂只是德行而已。于是所谓的“严打”只是低烈度，这叫试错。因为大名府司法队伍不具备打硬战的能力。

想调教一只能打硬战的司法队伍出来，理论上是能做到的。但要大动体制，要政治拉锯，这在大宋可比训练抚宁军新军难度大了两个量级。于是距离拜相只两步之遥的王雱，现在选择了部分隐忍。

除上述压力外，王雱也面临着另类压力，因为这个时候三司调查组也进北京了。王雱得去全力的应付他们，因为是包拯亲自带队，不是随便来个和稀泥的官僚。

前期在朝廷监控到大雱一些经济政策比较奔放时，包拯觉得不妥，但也没说不对，于是要亲自来巡察。

这是因为老包不懂经济政策，老包的属性是法制，他没调查了解前，就不会轻易对他不懂的东西叫停或否定。所以就是他亲自来大名府巡察，某种程度上老包还是挺可爱的。

来了后老包也鸡血了，连他是三司使都忘记了。

包拯发现大名府正在进行所谓的严打，于是不管其他，果断进驻知府衙门，全程监控这些过程。

司法方面包拯的要求自来很高。且除了现任班子外，往前的陈执中庞籍等等一系列人，都是法制思维指导，要求法官慎重干涉市场，慎重侦查，慎重量刑。这些包拯是认可的。

在包拯的印象里，大魔王对大宋律简直一窍不通，害怕王雱闯祸造成重镇的动弹，于是老包不去管经济政策了，全程谨慎跟踪着大名府的“严打”行动，就此给予了王雱更大的压力……

府衙大堂上，王雱也不急于收拾苏轼，环视一圈之后道：“那就畅所欲言，都针对这事说说看，我听听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说这么说，大魔王说“不搞一言堂”时才是真正的一言堂。大魔王的尿性、绝逼会找机会对不同意见打击报复，这是出了名的。所以老狐狸们才没有苏轼那么蠢，基本上一团和气，没人发言，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等着这些老奸巨猾的龟儿子和稀泥少顷，王雱这才看向书记官道：“看来不同意见并不多，把苏轼的发言记录在案。”

“……”小苏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被大魔王揪住小辫子。

王雱喝了口茶又道：“总体上，苏轼文章写的还行，有我七八层功力，不过做官的水平就堪忧了。”

苏轼嘴巴顿时气歪了，“下官不服，下官自认为文章写的比明府好的多，做官或有疏漏处，但说我水平堪忧，请明府具体指出？话说你殿试时候应对司法考题时，都有抄袭我的嫌疑呢。”

王雱岔开道：“让我放心的是，咱们小清新还知道要重视官府公信力。但我要指出：你思路不对，你没有弄懂官府的公信力来自何处。”

苏轼楞了楞，鉴于他没骂人而是讲道理，于是只得继续听着。

王雱又道：“官府公信力，直接等于治下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你们要把地主算‘群众’之一我不反驳，但我要问，他们算广大一群吗？这问题不需等你们回答，因为你们会说些你们自己都不信的鬼话来给我听，给大家听。”

“简单来说，我不恨地主，存在自有他们的道理，也符合我大宋律。”

到此王雱话锋一转：“但我也不喜欢地主，因为我没义务讨他们高兴。说穿了他们是农业资本家，资本家不是坏人但他们不会有恒心，这个群体呢，大宋对他们有利时，他们会依附大宋，哪怕官府没有公信力他们也会依附。什么时候大宋对他们没利了，再有公信力他们也不会买账。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利益，就这道理。”

“所以我总在讲，强调公信力是对的，但强调对这极少数阶级的公信力者，不是坏就是蠢！”

“你……”苏轼顿时脸如锅底。

王雱抬手打住道：“苏轼不忙发言，等我说完了。”

接着又道：“与之对应的是群众。我有个理论是有恒产着有恒心，他们有了一些东西后就会紧紧守住，官府只要维护住这群人的利益，就等于公信力的主要得分拿到手，那么统治地位就永远无可撼动。”

“我不反对张方平之前的土地集约化政策，事实上，它的确是我大名府在特殊时候轻装上阵发展的契机。但这是互利互惠，这个过程官府并不欠地主什么，于是不代表我会把后续土地划拨给他们。我当然喜欢效率和财政，但在钱差不多够用时，我会考虑其余更多的东西，譬如稳定和民声。”

环视一圈后王雱道：“他们已经有了大名府大多数耕地，并不差少这二十几万亩，我认为这毫无意义，只算是锦上添花。但与之对应的，有另外一群人非常需要，给了这群人就是雪中送炭，这其中孰轻孰重，因屁股方向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答案。这很正常。我允许你们发言，我允许你们屁股坐在不同方向，但不代表我一定会待见你们。在一些时候我会随波逐流、但绝逼不会和屁股方向不同的人同流合污。为什么呢？”

“因为老子也有屁股方向，当时我带抚宁军打赢河潢战争，至北川河口大捷时志愿军将士有近六千死伤。我因这些人而崛起，这就是我的屁股方向。这些战死或残废的人不仅仅六千，加上他们身后孤儿寡母什么的是两三万之众。我承诺过会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一直在想办法安排他们进工厂。但是岗位和流速是有限的。”

“因为资本家很市侩，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就不愿意接手这些人。那就只有国企来接手，但国企也有自己的难题，消化吸收不了这么多人，至少短时间无法做到。此外这些人中，也不全是愿意进工厂做工的。他们中很大一群想有田，想过上钱少但悠闲的小农生活，权当是一份稳定的养老金。我认为呢，他们这要求并不过分，于是我同意了。”

“我当然知道这样官府会少一份利益，我更知道田在他们手里无法集约化使用，效率会非常低。但这就是我的屁股方向，我的层面，不是所有事都能去计算效率和利益的，他们跟着我在冰天雪地中打北川河战役时，没讲利益。战争结束后大宋给我升官了，所以大宋不欠我。但是他们残废了无法继续服役养家，于是大宋欠他们。”

“欠了就要还，这才是公信力。让地主锦上添花、让官府财政加几个点这特么就是利益而已，扯什么几把的公信力？利益当然是人就喜欢，我也喜欢，但在我不极度缺钱的现在，我宁愿牺牲一些利益去装逼，这就是我的利益和屁股方向简不简单嘛？”

“？”至此苏轼左右看看，全部大腹便便的官员都神色古怪，于是小苏也消停了，不敢再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