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颜的不傻，他这么做，是想让更多的人口到东南亚去！”

“我想念东林党了！”一位官员幽幽地道。

大家猛醒，东林党是抗税老手，他们要是在的话，喷发的口水可以把东南国公府给淹没，任由颜常武的大炮再厉害，也架不住口水。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东林党不在了，大家为先前的鼠目寸光而后悔莫及！

之前东林党倒霉时，大家还开心地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地想由他们负责皇帝死难之事，我们没有责任，多好。

当斯人已去，才发现他们的好处，其它文官可没有东林党的“战斗力”！

打倒了东林党！

再取消掉科道官员的“风闻奏事”权利。

大伙儿不由得心中寒意大盛，姓颜的海贼头坏透了，步步为营，制大家于死地！

……

静室里，颜常武与孙承宗对坐饮茶。

发现孙承宗对于推行他的三项大项消极，孙承宗是朝政中不可或缺的好助手，颜常武特地约他谈心，以释他的心结。

孙承宗长叹一声道：“领袖你是不世出的奇人，我自追随你以来，对于执行你的政策不遗余力，但今天看来，你这三项大政操之过急了！”

“是的，大明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只是现在新朝初定，人心思稳，官员亦未完全部署到位，大动干戈，实属不智！”孙承宗遗憾地道。

颜常武则用一句话来回答道：“我日暮途穷，唯有倒行逆施！”

摊丁入亩不算新鲜，实质上来自于“一条鞭法”。

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严重，那些什么藩王啊、勋贵啊、官老爷啊、秀才以上的读书人啊等等，他们是不用交农税的，家有良田千万亩，分文税收不交！

官府收不上税，唯有拼命压榨那些没有免税权的农家，如此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

朝廷见不是路，当时的嘉靖皇帝琢磨着新法子去挣点银子花用，推行了“一条鞭法”，由大臣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但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首辅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张居正此法给大明续命，朝廷税收不断增加，国库充裕，史书称“太仓栗可支十年，库积金四百万两”，万历朝的“三大征”打的是钱粮，张居正居功至伟。

但他的方法，得罪了普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不会有好结果。

张居正人走政息，东林党疯狂地清算，张居正死后家族遭遇迫害，子孙冻饿而死！

至于“一条鞭法”，想都不用想，直接废除，当我大东林党的税是这么好收的？！

所以东林党的战斗力可怖，摊作他们一群疯狗也似地扑上来，颜大少也怕，先发制人，干掉东林党再说。

至于颜常武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更进一层，除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之外，针对“一条鞭法”的弊端：丁银（人头税）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现在土地兼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东南亚，情况好得多，所有的土地都归东南府所有，东南府将土地交由农民小户和大种植园耕种，如果不种地或不开发，就收回土地，按土地收税，不按人头，不存在土地兼并的问题（类似天朝的情况，土地归国家）。

南明情况则不一样，颜常武不能没收所有的田地来搞土地改革，那么就干脆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实行有土斯有税，谁有田地就交税的原则，那些穷丁、无地之丁就不用交税了！

颜常武得意洋洋地指出道：“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官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

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用担心丁税，就不会造反了，他们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可以去经商和打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至于“火耗归公”，明朝官员的收入不高，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于是有所谓“火耗”。火耗又称“耗羡”、“羡余”是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正税之外加征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