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宋廷同时针对宣抚使之人事权进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为都统、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军中武职原由大将或宣抚使自行任命，绍兴议和以后，宋廷规定统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抚司推荐，枢密院授予付身，都统制可自行辟任其余军官，23藉由掌控高级将官之任命权，以强化对四川军权之控制。

至于文职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员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抚使之军权，但张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抚使军权，都统制吴因此掌握军权，宋廷承认其对于川北诸军之指挥权。但吴以拥有军权而为宣抚副使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又在四川暂时取消宣抚使之设置，改以职权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安抚制置使，以避免与吴之职权爆发冲突，仅有官员部分人事权。。

由四川粮运问题冲突观察，宋廷此时之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为安抚吴，以其人马任职转运使司，默许其对财权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惧吴掌握财权后之不良后果，试图压低吴人马权位，且由中央派任转运使以分其权。

绍兴九年九月，因吴病死，原安抚制置使胡世将由权主管宣抚司职事改为宣抚副使，又因指挥宋军抵抗金人，导致其声威日隆，便宜权自‘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仅及军事和官员赏罚，扩大至官吏黜陟，等同于张浚之便宜权。对武将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于杨政及吴仍必须听命宣抚使节制，郑刚中仍能以其职权强迫两人听命。

但伴随着郑刚中因兼掌财权，招致朝臣攻击而去职，宋廷因此裁撤宣抚使司，右护军都统制吴因统领吴旧部，又因胡世将为分郭浩之权，以吴同节制西诸路军马，逐渐在陕西诸将中居于领导地位。但宋廷对于宣抚使一职除授相当慎重，吴虽荣宠已极，但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发动对金军反攻，以减轻东南之军事压力，才不得不以宣抚使之职授予吴，命其率蜀军北伐。

吴虽与其兄吴先后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抚使，但观察两人之职权，吴拥有四川军权，且对财权有一定影响力，吴仅有军权，虽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兰州等，但当时是基于宋金战争之需要，且宋廷规定‘凡文臣执政官为宣抚使，则总领官用申状受约束，武臣为宣抚使则抗礼平牒焉’，以限制吴职权向财权之侵夺，其职权显然远不如其兄。

赵以为武臣宣抚使之勃兴在吴为宣抚副使时代，宋廷虽以吴为宣抚使，但其职权受宋廷限制，局限于军权，其后吴挺虽世袭兴州都统制，但宋廷始终不以宣抚使要职授之，显示宋廷对武臣宣抚使忌惮之深。绍兴九年六月，吴病死，宋廷鉴于其之跋扈，又因其后宣抚副使郑刚中兼领财权，宋廷认为宣抚使权力过大，进而裁撤宣抚使司。

自吴死后十余年间，宋廷调整宣抚使职权，以其入蜀处置事务，且事毕则罢，任期不定，因此先后以虞允文、王炎、郑闻、沈夏、程松、吴曦七人为宣抚使或宣抚副使，吴、程松、吴曦均因率军北伐而为宣抚使，孝宗因吴病死及策应北伐，以虞允文为宣抚使，先后两次入蜀。

可见川蜀制置使及都统制均针对军队之指挥权而交奏于朝，显示宋廷以安抚制置使及都统制分领兵权，安抚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挥都统制，也说明宋廷不愿以一司独掌军权，而倾向使两司抗衡，可交奏于朝，以便于从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