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岩只好苦着脸又坐下了。还好，马伟祥他们那桌上一群厂长们聊得正嗨，也没人在意他这个小小的技术处长在什么地方。他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开，结合着会安化工机械厂的技术实力，给阮福根列了一些他们或许能够承接的产品。阮福根摸出个小本子，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着董岩说的内容。看着阮福根这样一副认真的样子，董岩只能是在心里感叹了。

唉，如果我们马厂长有福根叔一半的积极性，这件事也不会闹成这样了。可惜了，福根叔空有一腔抱负，毕竟也只是一个社队企业的小老板，他想接这些业务，说不定连重装办的门都进不去。

“你刚才说这个重装办，他们是在哪里上班？”阮福根把董岩说的情况都记录完毕之后，开始打听道。

董岩道：“他们的地址是在永新胡同，具体多少号我也不知道。你如果真的想找，到永新胡同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叫你去的。”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阮福根笑道，“你福根叔是这样蠢的人吗？董岩啊，我可先跟你说好，如果我们能把这桩业务接下来，你可得帮我。你是我们县里出的最有能耐的人。你放心，到时候劳务费少不了你的，我给你包一个这么大的红包。”

阮福根用手比划了一下，起码是两千块钱以上的厚度了。董岩可没这么乐观，他笑了笑，说道：“福根叔，我可事先提醒你，重装办是国家机关，门不一定好进的。”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的。”阮福根自信满满地说道。

董岩长吁短叹地离开阮福根，返回自己那桌去了。阮福根等他离开，这才收起满脸的笑容，陷入了深思。

阮福根看起来很显老，其实今年才37岁。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想着有朝一日要出人头地。无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只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跟着父辈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等合作化以后，又改成在生产队里拿工分，总之便是看不到一点出头的机会。

60年代末，国家提倡搞小农机，阮福根所在的公社也办了一家农机厂。他因为脑子活络，平时就喜欢捣估点机械，被招进了农机厂，成为一名工人。

农机厂里只有一名老师傅，是从浦江退休回来养老的，因为整个公社都找不出懂机床操作的人，他便被聘为农机厂的技师了。阮福根跟着这位老师傅学徒，进步之快，让师傅都觉得吃惊，经常感慨阮福根是投错了胎，如果不是生在农村，现在恐怕早就是工厂里的高级技工了。

由于管理者的无能，农机厂的经营很不景气，到75年前后就已经资不抵债了。就在公社打算关掉这家企业的时候，阮福根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承包这家企业，以两年为期，非但不要公社的一分钱补贴，还能够给公社上缴一部分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