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

这种转变，在明朝尤为明显，而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权太强，臣权太弱，皇帝随意廷杖大臣，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放弃了治国的理想。

太祖设廷杖，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也就是一两人，但到了子孙后世，就完全变味，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

正德年间，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

除此之外，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也不在少数。

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有弹劾严嵩的，论妖僧的，谏万贵妃干政的，还有谏元夕观灯的，谏武宗南巡的，谏嘉靖勿服金丹的，这都被廷杖。

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儒家的这些士大夫，迂腐的人大有人在，道貌岸然的也不少，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来要求皇帝，这不能干，那不能做的，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

士大夫对于国事，本就该仗义直言，可直言后，却要被打死。就像武宗，地方上糟了灾，他却要南下游玩，大臣们劝谏，被打死十几个，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取消了南巡的计划，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

你若是大臣，寒心不心寒？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也不会在开口劝谏，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

东林的名声很差，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要求“朝廷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的政治团体，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

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