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杨烈在李家军中副帅地位的稳固，可谓是名至实归，毋庸置疑

见李中易微微颔首，杨烈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参议司制订的作战计划，已经下发，请诸位针对作战计划，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里，我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和作战无关的事宜，不在此次军议的议题之列。奉主公之命，凡有违反者，罚钱一百贯。”

“喏。”

有李中易撑腰，杨烈又有显赫的战功作后盾，在场的重将们无人敢当众挑衅他的副帅权威。

李中易摸着下巴，嘴角微微翘起，以往的军议之时，大家固然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不乏含沙射影的人身攻击。

这个骂那个是胆怯思想，那个骂这个是小农意识，更有甚者，竟然辱骂同僚的长辈。

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谓言论自由，终究还是有限度的。军议就是军议，涉及的是全军生死存亡的作战大计，你扯什么人家品德低下，长辈贪财好色，有半点意义么？

今日的军议，竹娘背弓按刀，侍立于李中易的左侧身后。杨小乙则不见踪影，也不知道猫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至于，内书房书记官叶晓兰，则躲在内帐的书案后边，专门负责记录李中易的发言。

李中易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再怎么样的好记性，终究不如烂笔头。

随着身份地位的日益提高，他的每日笔记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发言由书法甚佳的叶晓兰或韩湘兰负责记录，他再单独作出批注整理。

最机密的笔记，则是用白纸裁剪封订而成的一本小册子，李中易将小册子贴身携带，遇见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便拿出炭制铅笔，在小册子上做简短的记录。

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同知参议司事的李浩东，军事情报工作是他该管的职责范围，他不出来做出具体的说明，在场的重将们连基本的战场态势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碰撞出火花来呢？

“据半个时辰前传来的后方军情，耶律喊抵达了平州之后，除了排除大量斥喉之外，就没挪过窝。一时辰前，从幽州那边发回来的军情显示，契丹人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军倾全力西进的情况，只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幽州方向并未看出耶律休哥召集兵马来援的迹象。”李浩东略微停顿了一下，以便给大家留下思考的时间。

李中易端起茶盏，轻啜拉两口，明眼人都知道安喜的重要性，可是，休哥居然坐视李家军进攻安喜，这里边若有没有鬼名堂，打死他都不可能相信。

休哥的异常反应，令李中易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其中有诈”这四个字。

比中转站更重要的打击目标，除了全歼李家军，活捉李中易之外，再无第二种可能性。

可问题是，幽州韩家被族诛，叶晓兰的娘家又已经和她断绝了骨肉亲情的关系。

耶律休哥与契丹皇之间的战斗，究竟战况如何，进展到了哪一步，李中易却是一无所知。

撇开私人的琐事不提，李家军从榆关西进之后，每日的推进速度，都在一百里以上。

由于契丹人没有料到，李中易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悍然西进。所以，幽蓟大平原不仅没有坚壁清野，反而呈现出一种安详的居家气息。

这么一来，沿途所缴获的粮草等物，用堆积如山来形容，都无法概括其全貌。

至于李中易最为看重的人口，按照参议司军需房的统计，当目前为止，一共掳来了五千多户，三万余口。

其中，不少是耕读传家的大户人家，这些富裕的人家，既多粮食和银钱，又多年轻力壮的下仆，正是理想中的南迁对象。

持久性的战争，尤其是国战，打的不仅仅是兵马和钱粮，还有至关重要的人口。

目前，大周朝尚未统一南方，总人口也不过区区三千多万而已。当然了，由于繁重的徭役、田赋及丁口税，民间多有隐匿人口的利益驱动。

按照李中易的初步估计，如今的大周朝，总人口应该有四千多万，成年的二十岁至四十岁壮丁大约八百来万。

在这个没有全国人口大普查的年月，不仅人口是笔糊涂帐，就连至关重要的纳税田亩，也都模糊不清。

和人口相比，各地的大户、官绅、武将之家，隐匿田亩的利益驱动，也更加的强烈。

别的地方李中易不太清楚，可是，他当开封府尹的时候，曾经做过田亩的暗中抽查。结论令人十分吃惊，就在皇城根下，豪门权贵隐匿的良田，保守估计在四成以上。

权贵们拥有这么多良田，不仅不纳税，而且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粮食调节能力，于大灾之年，屡屡逼迫自耕农们破产变成流民。

这便是治乱循环的结果！

治乱循环的本质是，重农抑商抑工的基本国策，让权贵们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导致垦荒的速度永远不可能赶上土地兼并的速度。

王朝建立之初，大量人口因为战乱而被消灭，统治者们刚刚经历过战乱，知道官逼民反的恶果。

于是，各种恢复生产的政策，便随之应运而生，比如说，按丁口授田。

等到权贵之家开枝散叶，需要供养的特权阶层人士越来越多，渐渐入不敷出的时候，便会把歪脑筋打到自耕农的身上。

实际上，距离此时最近的两宋，就不抑土地兼并。两宋的基本国策，就是重农不抑商，甚至商人还可以参加科举做官。

可惜的是，北宋对士大夫特权阶层太过于放纵，需要供养的各级官僚及其子弟太过于庞大，导致财政濒临崩溃。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根本目的不是利民，而是与官绅阶层争利，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

自古以来，凡是不思财富开源，只考虑从官绅阶层手中分利的改革，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隋炀帝和雍正帝的名声，在士大夫阶层里面，那么的臭气熏天，根子问题就在于，他们破坏了官绅阶层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