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孙越陵乘车离开兵部，孤身前往大理寺。

大理寺是明朝三法司之一，在后世中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大明初期，大理寺还是很有权利的，并且还有参与执法的权限，荣耀一时，职责是复核由刑部移送的直隶、各省刑民案、京案；复核由都察院移送的直隶、各省职官案、京案。

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大理寺的职权被大幅度削弱，已经没有了执法权利，只能对案卷进行核验、稽查等，成为了一个闲置的部门。

孙越陵人到大理寺后，依旧被东林官员不予待见，只有阉党如大理寺臣徐大化对其的到来表示欢迎。但纵然如此，他在大理寺也仿佛也是多余之人一样，暂时没有任何事情交由他办理。

如此过了三日之后，孙越陵终于感受到了擅接皇帝中旨带来的恶果，虽然他在大理寺已经初步安定下来，也被分配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公事房，但依然是闲人一个，什么事都轮不到他来插嘴过问。

赵南星果然够倔强，仍旧没有办理他调任大理寺的手续，他至今还没换上四品官服，还是穿着五品官服招摇过堂。

孙越陵十分无奈，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混吃等死，还受人鄙视。他一气之下，来了个上奏称病，托词不朝——在内而亡在外而生，这样的道理他早就懂得，决定在这个非常时期试上一试，看能否熬过这个关口。

指不定他日朝政翻覆，就轮到他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救东林于水火之中，让这些唾弃他的同僚战友们看到他为了大局不惜被千夫所指的苦心。

就在他称病不出的这段日子，朝廷的局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东林一波接一波的浩大的声势面前，魏公公居然“害怕”了，再也不敢对东林还手。阉党成员们也在这遮天蔽日、口水滔滔的氛围之下胆怯了，纷纷龟缩自保，无一人敢站出来力挺魏公公。

眼下着魏忠贤已经失去势力，迟早被驱离朝廷。

就在这个时候，天启居然召见叶向高，让他从中擀旋，平息这场朝争风波。叶向高秉圣意后，再次找到赵南星商榷，岂知赵南星丝毫不给情面，对其大力批斥一番。

叶向高无奈之下，只能找上东林其他官员进行劝慰。但是，他的行为遭到了东林直臣的一众反对，说他无视道义，谄媚天子，包庇阉党，如此行径和叛徒无疑。

一时之间，弹劾叶向高的奏章也纷纷飞达天启龙书案前，更有甚者将他屡次包庇魏忠贤、为其说项、放任不管的事情历数上奏，将叶向高视为一个不顾朝廷大体，不为朝政考虑，只懂明哲保身的无能首辅。

天启的口谕叶向高未能办妥，又不得不承受来自内部同道的口诛笔伐，来自上下两头的压力之下，叶向高终于撑不住了，如孙越陵一般，不久就称病告退，宅中养病去了。

叶向高一去，掣肘东林党的最后一道闸门开启。赵南星再无任何顾忌，率领东林官员对魏忠贤发动了最后的猛攻，赵南星亲自觐见天启，当面谏争，矛头直指司礼监秉笔魏忠贤。

但事情的转折出乎所有东林官员预料。几日之后，天启皇帝的圣旨下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一直为东林打头阵的猛将杨涟和左光斗，天启旨意中斥责杨涟“无人臣礼、大不敬”，将其革职，敕令离京；左光斗也“享受”了杨涟同等的待遇，夺职，驱离京师。

东林中的几位猛将被天启削职后，众人本已经事情就此嘎然而止。岂料，没过几天，天启的旨意再次下达，这一次不同上次，锋芒直指东林党魁赵南星，在这道圣旨中，切责赵南星“朋谋结党，目无君臣”，将他自天启初年出任朝臣以来的种种罪过逐一历数，最后来了个总结：赵南星挟东林以威，独断专行，罔顾朝法，罪大恶极，斥其为民，寻戍代州。

在这道圣旨中，不仅仅是赵南星，许多曾经为他“作伥蛊叫，扰乱朝纲”的东林君子们都受到了严词斥责，这当中有左都御史高攀龙、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吏部员外郎周顺昌等人，就连关心府堂兼任国子监游走司业的厉若冰也在其中。

除了赵南星被发配外，这些人只是被罢黜，丢掉了官职。但是，天启的旨意中也十分愤慨地说明，让他们这些人三日之内离开京师，若无皇命，从此不得踏入京师半步。

由此可见天启对东林的愤怒有多强烈，竟然恨不得立刻让他们滚出北京城。

得到了这个消息的孙越陵震惊万分，没想到几日之内，事情竟然转折至此。但同时也感到万分无奈，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前，碾压一切，并不因他的出现而产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