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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户部文书，分发粮种的时候，重新把户籍登记造册，也把田地重新登记造册。”姜元羲又道。

这也是应有之事，新朝初建，自是要重新对百姓们的户籍登记造册，既是换上新朝的户籍，也是重新核定新朝的人数和农田，到时候秋季收赋税，也不至于抓懵瞎。

姜元羲还有另一层深意，她当初与天下百姓约法三章，其中第二章就是以《商律》为主收受赋税，而《商律》里头明确规定：

家中恒产一万钱以下的，交赋税一成；家中恒产一万钱至十万钱的，收赋税两成，家中恒产十万钱至五十万钱的，收赋税三成；家中恒产五十万钱至百万钱的，收赋税四成，家中恒产百万钱以上的，收赋税五成。

而当中《商律》当中明言，恒产囊括铺子、别庄、田地等等，所算总价值，即为恒产的多寡。

姜元羲让户部的人重新把户籍和农田登记造册，既是为了查隐户，也是为了重新核算各家的恒产多寡。

这么多年过去，又经历了战乱，不少人家的人口和恒产都发生了变化，总不能拿前朝的记录做今朝的依据。

只看世家能拿出这么多金子买长安城的宅子，就知道这些世家恒产多着呢。

每每想到《商律》，姜元羲就要为顾以丹鼓掌赞叹，要多么七窍玲珑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律法？恒产少的，交的赋税就少，恒产多的，交的赋税就多，如此，平民百姓们就能多些喘息，国库的大头就由世家豪强富商来支撑着。

这样一来，既能压制世家豪强的发展，不至于让他们吸着国家的血养家族，也能保证平民百姓们能在底层不会被国家压得喘不过气。

《商律》之好，姜元羲下定决心要成为祖宗规矩，往后继任的皇帝都不能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