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程，一个不小心，会搞出大崩盘出来，连锁反应是相当强的。

当然了，好坏一体两面，工程要是顺利，带动整个社会运转起来的资源，就不是区区七百万贯。

先行条件，朝廷是肯定没有余钱来修铁路，毕竟李皇帝手头还有三条板轨要搞定，加上之前连续几年“举债”，每年偿还本息，也是不小的压力。

现在收缩河中、西域的力量，就是为了稳住现在的财政局面。

西突厥为了脱离唐朝的掌控和灭族追杀，把整个远西搅合成了一锅粥，帝国疆域的最西段，自然就会出现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当然治安战还是不会少，但这年头的治安战，打起来相当的轻松，一伍唐骑能够裹挟最少一百倍的仆从军，外加一百倍的后勤奴工，也就是说，五个唐朝骑兵，实际上在河中地区玩治安战，其实是一个千人队。

帝国的威权加成下，根本不存在愿意对抗帝国的蛮族“有识之士”，凡是敢跳出来造反的，无一例外，都是无知者无畏。

所以当长孙皇后御赐“昆仑海”之名后，西域虽说相对贫瘠，却也而成了河中前线的后方，而且相当稳定。

这就创造了低成本治安战的环境，程处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调离西军，专任天竺地的长官。

“七百万贯听着多，但分摊到每年的工期中，也就不算多。汉阳到安陆的这条铁路，我看两三年修不好，少说也要五年光景。咱们就照五年来计算，每年投入也就是一百四十万贯，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张德也没打算这条汉阳到安陆的铁路，就全部由武汉出钱，中央政府不管愿不愿意，看在路权的份上，咬牙也要掏钱出来。哪怕掏钱的形式是从武汉借钱，但所有权必须明确。

除了政府投入，民间融资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尤其是大贵族，在贞观二十四年的当下，一味追求家族规模和财富累积的已经很少了。

连侯君集都放弃了继续谋求国朝体制中的江湖地位，而是专心猥琐发育家族底蕴，那些李皇帝的儿子兄弟们，堂堂亲王，只要不是品行太差，底下的幕僚都会有建议规划。

吴王李恪攒了一大笔钱没有意义，子孙后代能够保证还沾点皇族关系就不错了，而传世物业到手，才是真正的旱涝保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