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工商不同，虽然也需要合作，但更强调分工，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机，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浇地，这些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文章作者认为：家国一体，王事等于国事，但国事的构成变了，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百姓们要为工商而忙碌。

家国同构，国的结构没变，依旧是君君臣臣，家的结构也没变，依旧是父父子子，但是，既然国事的构成变了，强调分工及合作，那么家事的构成随之而变，强调分工及合作，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这种时候，还强调家庭要“同居共财”（合作），拒绝“别籍异财”（分工），那就是不利王事，形如刻舟求剑。

看到这里，徐文远放下放大镜，呆坐半响，再拿起报纸继续看下去。

他认为没人可以挑战“家国同构”的观点，而现在，挑战者确实没有挑战这一观点，反倒是运用这个观点，对细节给予“新解”。

然后反推过来，论述国事变化，家事也得跟着变化。

作者在文中对农桑和工商的生活状态做了区分，进而阐述“同居共财”和“别籍异财”的特点。

同居共财就是大家族聚居，子孙们一起生活、务农，一起照顾祖父母、父母，族人之间相互协助，一起对抗天灾，这就是农桑时代的日常生活特点，总体而言强调合作。

但是，如今工商大兴，粮价、布价持续走低，靠种地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所以需要别籍异财，家族成员相互分工，适当合作，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长子（或嫡长子）、长孙（或嫡长孙），留在家乡，守着土地、祠堂，守着祖父母、父母生活，尽孝。

其他成员，可以在家务农，也可以外出务工，乘着工商业大兴的东风，在别处安家落户，靠着务工所得，一样能过上不错的日子。

再把一部分工钱汇回家乡，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吃得饱，穿得暖，这也是孝顺。

有了子女，可以送回家乡让父母帮忙照顾，既让父母含饴弄孙，又解了自己后顾之忧，情亲不断。

如今邮政发达，又有电报，亲人之间的联系方便许多，即便分居各地，也能相互照应。

朝廷挖运河、修铁路、开山辟石修官道，又清剿贼寇，保境安民，水陆交通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安全（相对），外出务工、定居的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依旧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乡。

家人团聚共叙亲情，族人们一起祭拜祖先，洒扫祖坟，祠堂香火不断。

家庭成员们即分工，又有合作，虽然别籍异财，但亲情依旧，怎么能说家庭就此瓦解了？

文章作者认为即便时局大变，但家庭依旧在，孝悌未曾变，兄弟、族人间若关系好，分居各地一样会相互帮忙，若关系不好，即便住在一起，除了终日横眉冷对，又能好到哪里去？

家事如此，国事亦如此，文武百官为天子牧守四方，若是忠心耿耿，即便身处边疆也会忠于王事，若为鹰视狼顾之徒，身处京师、天子脚下，也会兴风作浪。

作者举例，三十多年前，大象二年，贵为国戚的杨逆身处京师却谋朝篡位，同为国戚、出镇在外的蜀王（蜀国公）却能力挽狂澜。

这个例子不正好说明，聚居还是分居，并不是区分忠孝与否的唯一标准？

家国同构，国尚且因为住在一起的亲人不孝（不忠）导致差点倾覆，家，难道就能避免么？

徐文远看完整篇文章，外面已是夜色深沉，他看看烧得只剩小半截的蜡烛，又看看手中的报纸，良久，长叹一声：“果然是新解...”

对方的反击，依旧重申家国同构，也没有对忠孝一体进行辩论，只是让读者们认清楚一个事实：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电报出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朝廷不可能放弃以蒸汽为动力的交通运输，以及放弃各类新式机械，所以，需要大量的人离开土地、离开家乡，涌入大都会、城池、商埠，从事各类工商业活动。

这样的事实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一味强调同居共财已经不合时宜。

想要维护同居共财、反对别籍异财的人们，要么解决至少两百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维持日行千里的交通运输能力，维持瞬息万里的消息传递能力，要么..

接受现实。

因为交通便利，邮政、电报发达，大家庭由同居变成别籍，不代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就此消亡，孝悌依旧在，家庭成员之间，之前关系好的依旧关系好，之前关系疏远的依旧关系疏远。

所以，“民律出，忠孝亡”的说法，是自己吓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