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为有这个认识，郑芝龙对于剿灭海贼之事，也早已有所准备，早早地就派人卧底其他海盗势力中。当然，这一点，他还是在当海贼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

正是因为有这个凭借，郑芝龙对于孙传庭的这个命令，倒也有底气应下来。

只见孙传庭接着又转头看向刘国能，哪怕是面对自己从北方带来的亲信，他依旧面无表情，冷声喝道：“刘参将，即日起，派兵在各处关卡加强巡查，如有夹带私物，偷税逃税者，一律按《大明律》、《问刑条例》严格执行。”

刘国能听了，虽然不知道具体条例的规定是什么，可他却了解孙传庭，知道这个事情没得商量，既然是律法规定，他也就无所谓，因此就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抱拳应道：“末将遵命！”

边上的郑芝龙听了，却是大吃一惊。他不像刘国能一般，是陕西流贼的背景，只是一个文盲加武夫而已。郑芝龙虽然是海贼，但更多的是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一个有文化的商人。对于大明律法这些，他的生意那么大，又当了那么久的官，自然会有所了解。

按照他刚才听到的这个，他明白中丞大人是要严格执行什么条例，如此一来，怕是会惊天动地。他实在有点惊讶，中丞大人竟然敢如此强硬，就不怕得罪那么多官僚么？

忽然，郑芝龙又想起了他在京师面见皇上的时候，好像皇上曾对开海所带来的税收，寄于很高的希望！如今大半年过去，这开海所带来的税收却只有一万多两而已，远远低于皇上的期望。该不会中丞大人是狗急跳墙……这话不好听，但就是这个意思。

看着孙传庭，又不着痕迹地瞧着刘国能，郑芝龙忽然心有所得！

这也就是说，要想在大明漫长的海岸线缉私，首要的前提条件是把那些海盗都清剿干净才行。如今郑芝龙的福建水师回去已经几个月了，该休整也应该休整完了，清剿海盗的事情应该提上日程了。不过崇祯皇帝也相信，孙传庭肯定也在做这事，下个旨意再催促下吧！

但对于孙传庭那边，目前重中之重的任务，还是收税，至少陆地上的税收，应该是可以收的。

从刚才王承恩的奏报上可以知道，那些豪商几乎全部动用有功名官吏的关系，偷税逃税，又让朝廷少收了很多税。这一点，如果从律法上说，这种逃税方式，是能轻而易举地截获，究其原因，还是有法不遵，执法不严所致。

不得不说，大明开国皇帝出身最底层的穷苦百姓，对于官员贪腐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他的屁股，也是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因此他的大明，可以说是对官员最为苛刻的一个王朝，杀起官来也毫不手软。

就大明官员或者说有功名的人，随身携带的私物，朱元璋也早就有过规定。

首先，严禁以乘官船、驿马之机运载私物，若违反了规定，不但本人要受处罚，物品也要被没收入官。这些内容，明确记载在《大明律-兵律五》上，即：凡出使人也应乘驿马，除随身衣仗外，若有夹带私物者，十斤杖六十，另每多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驿驴，减一等。私物入官。

其次，还严禁乘官畜产车船附带私物。也是《大明律-兵律五》中有记载：凡因公差，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除衣仗外，私驼物不得超过十斤。违者，五斤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其所乘车船者，私载物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当该官司，知而容纵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

在大明开国之后，腐败开始甚行，且愈演愈烈。这些条例，空有明文，却无人执行。到了嘉靖时期，嘉靖皇帝终于对此加以强调，并进行了细化，反应在《问刑条例》有关“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的条例中，并规定，巡抚、巡按、巡河、巡盐、管河等就便拿问。

这些条例，如果一开始就如服舍违式那样全国严格执行的话，必然会招致全国上下的反对。这一点，可以参考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下旨裁撤驿站一样，当时的主事人刘懋就被众人排挤，落得个凄惨下场。原因无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损害了全体官吏的利益，而不是服舍违式那样，强调士农工商的等级，有权有势的基本都是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