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以天子名义出战，可以宣称是捍卫国家统一，既为国家立功，贾诩知会韩炜，要常常以功臣自居：而征战本身是扩张，势力的扩展。

一个口号完美地解决了名义扶汉与实际废帝的两重矛盾……进而分封为诸侯国，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无限膨胀加上适宜的时机，就可以挤掉颓败的汉室，实现自己的霸王之梦。

然而“尊王攘夷”是否同春秋时代的相同呢？

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判别。基本依据就是“王霸”理论的内核部分“霸王之道”。

孟子曾经对“王”和”霸“做出判断：”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法家路线，王是儒家路线。这是孟子视野里的“霸王”。

但是“尊王攘夷”与孟子略有不同，在策略上较偏重法家路线，而在精神境界是儒家路线，这就是从董仲舒时代提及，由汉武帝开辟的“霸王道”。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董仲舒的说法是：“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其目标是致力于实现封建大一统的社会。

“王道”指向儒家路线，是“霸王道”的核心部分，强调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以儒家路线为方向，把国家塑造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为”的礼制社会，由此它也成为本文致力阐述的“王霸”理论的本质，据此与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有了本质的不同。

秦始皇的单纯的法家路线的巨大作用也引起汉代统治者的关注，用法家的强硬遏制社会的反抗，或者用严厉的法律惩治上层的非法作为，是有效的。

可以这样说，”王道“是本质，是大方向，是哲学上的内容：而”霸道“是‘辅助，在“霸王道”的法家更多成为国家的法律，成为实现公平的手段，是相对于“内容“的形式。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基本关系。

“尊王攘夷”的总体思路是，借用春秋“尊王”模式，在策略上沿袭“霸王道”，最终把分崩的社会重新导向儒家始终关怀的世界中，一切指向儒家的天下蓝图和社会情怀。

不管怎么说，如今的朝廷时局，尽在贾诩掌握，韩炜的霸王之业也随着贾诩登上丞相之位从而成功奠基。

贾诩如今高居丞相之位，今非昔比，再不能闲云野鹤，悠哉悠哉了。他要考虑一朝宰辅该考虑的事。而这个“朝”，正是韩炜的“凉朝”。

在当今的政治活动促成下，简单的废立天子刘协并不可行，肩负时代变革大任的丞相贾诩在汉室灭亡特殊性的考虑下，选择了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渐进式前进，那就是霸者理论。

连当年韩炜还是车骑将军的时候，荀彧也说过：“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

董昭初归韩炜之时，也对韩炜进言曰：“将军兴义兵以除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实，此五伯之功也。”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一段时期，实际政治行动中，经常被替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一种被后世经常诟骂的“口号”，然而在这些三国风流人物眼中它却异常神圣，不管倡导“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潜藏着险恶的用心。

不管是奉天子，亦或是挟天子，都有人与韩炜提到过。当然，这些人都没有贾诩提出的早。

毛阶说过：“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功业。”

韩炜在冀州，沮授一样说了相同的话：“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神圣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

在原始儒家看来，分封制度本质上体现的是对君主的高度忠诚。在君主专制横行的时代里，蕴含如此忠诚精神的制度显然相当神圣的。

然而如果看我们过往的历史，分封制度始终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时期，君主最大的忧患是如何除掉诸侯国家。

汉末三国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危险。

因为强调“尊王攘夷”，不仅仅是在保护现任君主，而且要恢复诸侯国制度，造成国家新一轮分裂。

而对待汉室的态度，大抵有两种，一是更替，二是保护。他们都趋向“尊王攘夷”，然而他们的用意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