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商人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官面背景的商人有这个风险。

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是分不开的。

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利益。

并不是如此。

土地兼并，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

而晋商也在过得犹为滋润。

明代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

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见向上流动机会渐减。

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半点关系。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人。

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

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经济的发展。

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牵、张保仔等穷凶极恶的海盗，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为什么清代海盗身底层者多，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只是把欧美来华商船限制在粤海关，其他东南亚国家商船限制在其他三海关，三海关从来没裁撤过，似乎认为有东南亚等地商船在三海关贸易，底层商民的生计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到了，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

在底层商民的保护方面，明代比清代好得多。

“朕不爱看奏本，爱听人说，怎么？既然是首辅与魏爱卿，卿共同具名上奏的奏本，你们三人就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吗？”朱由校问道。

顾秉谦知道躲不过去了，皱了皱眉头，硬着头皮道：“那还是由微臣给陛下读一遍吧？我这奏本写的挺简单的，一听就明白。”

“好。”朱由校手一挥，“那就由首辅读一遍吧。”

韦宝暗暗点头，顾秉谦既然承认是他写的，就等于将这件事完全揽过去了。

魏忠贤则暗暗皱眉头，魏忠贤还不知道韦宝去找过顾秉谦、黄立极、魏广微等人的事情，想到这三个人会和韦宝站在一起。

其实这当中，几方面的势力情况是很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