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情这些衣服价格不菲，一身下来就差不多上百了。

要按剧情需要呢，男的女的，得买好几身，这经费可够让人肉疼的。

另外个体户们也没办法开发票，他根本没办法跟剧组报销走账。

得，又陷入了僵局。

而恰恰就在“红叶”发愁闹心的时候，事情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敢情一个过去跟过他的小兄弟也在练摊，在市场上把他给认出来了。

那马上就大哥长大哥短的招呼上了，还非让“红叶”挑几件衣服穿不可，透着局气、大方。

嘿，好事吧？

可“红叶”这为人还就这样，他还不好意思占小兄弟的便宜。同时也为了对比出来的经济差距而暗自汗颜，他竟然死要面子，坚持谢绝。

不过他也不傻，看见这小兄弟，就估摸着洪衍武也在这儿掺和了一脚，临走时候他就特意问了一句。

这不，维护住了大哥的颜面之后，他又主动跑洪衍武家里来找便宜来了。

他们俩之间倒不用客气。

可“红叶”这次还真有点失算了，洪衍武确实是痛快的把他的事儿答应了。可反过来还求他办件事呢，倒一下让他犯了难。

敢情洪衍武比猴儿都精，根本不做赔本买卖。脑子一转，就顺势提出能否拍摄一段服装夜市的镜头，放在《夕照街》电影里。

这事儿“红叶”当然得尽力，可却做不了主。他想了又想，最后只能说想办法安排洪衍武和导演、副导演见面单聊。成不成的，他可没把握。

好在洪衍武也明白他的难处，就说只要见面谈谈就行。无论怎样，服装都赞助了。

就这么着，“红叶”回去试着跟导演提了一下，请导演务必给他这个面子。

还不得不说，这年头的电影行业光有面子没有里子，可实在是够清苦的。

一算这几套服装能剩下好两三百块呢，导演还真不能不卖“红叶”这个面子。

结果这一见面，事儿就真谈成了。

洪衍武是谁啊？口才和经济实力都过硬。

见面之后，不但好一通表达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也为电影中出现服装夜市的镜头找出了好几条崇高的理由。

最后他还代表全体服装夜市的个体户们，额外许了赞助费两千块，说可以全凭剧组自己支配。

这下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重作用下，导演真不能不动心了。

至少有了这笔钱，剧组的伙食总能搞得好一点，额外的车马费也不用跟上面扯皮了。

要说眼下唯一的顾虑，也就是这样干会不会犯错误？

可这点事儿对洪衍武算什么？他就擅长玩这种猫腻，直接就把“红叶”推出来了。

跟导演说“干脆，咱也甭提什么赞助了。这是我哥们，我们俩过钱那是私人馈赠，我就乐意把钱给他花。”

“反正您剧组要缺什么，到时候就找他要就行了。他既不记账也不走票，乐意用自己钱贴补剧组是他自己的事儿。这样，我来保证他的需要，他来保证剧组的需要，不就结了？”

“至于您能把服装夜市拍摄进电影，这完全是为了如实记录时代影像，使电影更贴近百姓生活，跟钱的事儿一点关系没有。对不对？那咱们还犯什么错误啊？”

所以最终皆大欢喜，在洪衍武的一手操作下，“红叶”不但在剧组中的地位又提高了一步，《夕照街》居然也成了我国电影史上继《庐山恋》之后，第二部植入广告的电影。

而最让剧组满意的是，事后洪衍武还大方的邀请整个剧组成员一起吃了顿涮羊肉。

要知道，除了导演和副导演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第一次吃“顺东来”。

而且他们也是头一次，单只靠吃肉就能吃饱了的。

就一个字儿，美！

所以就凭这顿饭，剧组也不能不相信洪衍武的许诺了。

人家实力在这儿呢。要不怎么请得起啊？这得多阔的主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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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别看在服装夜市上，洪衍武的人每天都在用小刀子刷刷地片着老百姓的肉，可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就因为货色时髦，多种多样，而且有自由划价的空间。

在“挨了刀”的老百姓里，居然有不少人，反倒感觉这个市场办得比国营的好，让他们受益良多。

像那些没有工作，贪图时髦，每天只会拎着录音机逛大街，哭着喊着也要臭美的年轻男女们就不说了。

那都是些宁肯不吃饭，偷邻居家鸽子和自行车铃卖钱，也得穿条牛仔裤在街上招摇的主儿。

他们是服装夜市最稳固的客户群体，赶都赶不走，背地里也是最爱替服装夜市扬名。

可除了他们以外，对服装夜市存有好感的，也不乏许多有着稳定工作，追求正常生活的普通人。

像1982年春节前就要结婚的王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服装夜市，她才没给自己的婚礼留下遗憾。

如果从社会整体氛围来讲，其实从去年起，新娘和新郎穿的结婚礼服，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单调刻板了，已经有人敢于把大红色的衣服穿在外面了。

而性格热烈外向的王芬显然更要超前一些，结婚头俩月前，她就一直在琢磨，该穿什么样的服装，来为自己的婚礼留下美好的回忆。

最后她想起了“运动”中毁掉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就决定做一身旗袍。

等有这个想法以后，她就到京城的各大商场去转。

转来转去，选了一块古香缎的料子。

虽然每个月只挣四十多块，可她还是狠了狠，拿出俩月工资，花了八十多块钱把这旗袍做下来了。

要说穿上倒是真美，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后来问母亲的意见才知道，敢情穿旗袍是要带首饰，穿高跟鞋的。

这下可又犯了难，因为高跟鞋和首饰价格高昂就不说了，关键难以买到啊。

百货商店里即使有高跟鞋买，也需要七张工业券呢。

而珠宝首饰更是难觅其踪迹，恐怕得到传说中的“友谊商店”才有可能一见。

凭她一个普通工人哪里够得上呢？

结果恰恰就在离婚期不足一周的时候，她终于从单位小姐妹的口中知道了服装夜市有卖高跟鞋的。

在这里，她不但买到了比百货商店里更洋气，更便宜的红色高跟鞋，还买到了梦寐以求的珠宝首饰。

虽然是假货，可既漂亮又便宜，一下子就让她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结婚那天，王芬不但带上了项链，还有耳环、戒指，胸口还别了一朵珠花。

她发型是把头发整个烫起来，那种波浪的大花。

这样再穿上一身红色的旗袍，踩上红亮的皮鞋，那真是鲜亮异常，耀目至极。

果然，在她把这当时还堪称另类的行头穿戴好以后，再穿上大衣，坐着小车来到新郎家，一经闪亮登场，就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那天婚礼上，无论是婆家人还是街坊邻居的目光都非常新奇，盯王芬芳的旗袍看了半天都不愿意离开。

大家都觉得太惊讶了，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就连新郎的亲兄弟都说，“嫂子你太漂亮了，把我们家整条胡同都给镇了。”

与王芬的情况差不多，在1982年的春节前夕，日报社编辑杜牧林也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春节之后，他就要参加单位的出国考察团去日本公干了。

而忧的却是，出国的置装费却严重不足。

他们的单位不比国家部委大机关，经费充裕。

动辄出国考察团就十几位、几十位成员，置装费一发就是五百块。除了做两身衣服，还能有剩余买双好皮鞋，买条丝绸领带的。

他们只发了三百元。而那仅仅够“红都”做一身半西装的，其余不足部分就得自己补上了。

可他的工资才有多少啊？七十块而已，妻子才四十块。

填上这个窟窿就要他们两口子一整月的工资啊。

家里刚刚置办上电视，不但手头正紧，妻子还想攒钱买个洗衣机呢，这一百块钱填上，那不等于凭空花掉了半拉洗衣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