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百姓来动这个手。
就由这个四民大会推选出一些熟悉律法的百姓组成法庭，对逆构极其党羽进行审判行刑，这样就可以避免官家手上沾自己亲人和文臣的血了。”
杨丰说道。
“那些，那些逆党全杀？”
刘韐一脸惊悚地说。
“当然全杀，胆敢弑君谋逆，不杀简直天理不容，不杀何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不杀何以使太上皇安息，连弑二君啊，十恶不赦啊，大宋百余年优容文臣就优容出这个结果啊！”
不用杨丰说话，刘延庆就恶狠狠地说。
“刘公言重了，不能因为几个害群之马就一概而论，我大宋的文臣绝大多数还都是忠心耿耿的，就如张刘诸公一样，不过这些胆敢连弑二君且卖国引敌寇入城的，的确不杀无以告慰太上皇和先帝，故此非杀不可，不但是那些谋逆的文臣，包括那些同谋的宗室，也都必须得杀。倒是那几个不明情况被蒙骗的武将如王渊等人可以赦免，毕竟逆构假传太上皇旨意，他们只是尽人臣之责而已，而且知道逆构真面目后也立刻缴械待罪，他们就赦免死罪，留在军中效力吧！”
杨丰说道。
那些武将们一片赞颂，那些文臣一脸忧郁。
不过他们的确没能力反抗。
无论他们如何为那些被抓的文臣开脱，都脱不了他们谋反的罪名，而且还是弑君谋反，而且还连弑二君，此前已经有宫中一名幸免于难的宫女证实了，就是赵构和那些宗室还有大臣逼太上皇一起出逃投奔金军，但被越王和孙傅及何栗几个拦住，而且太上皇也不肯走，所以他们才指使金兵杀了太上皇等人的。
这弑君之罪是无论如何都脱不掉的。
而弑君之罪也必须处死。
“但其家人就不必牵连了吧？”
张叔夜说道。
“流放，不杀其家人，但也必须流放，流放琼州，不论逆党中的宗室还是大臣其家属统统流放琼州！”
杨丰说道。
这个标准就很合理了。
“生杀之柄，惟君持之，岂有付之百姓之理？”
李若水说道。
“那李公来主审此案？”
王宗濋似笑非笑地说道。
李若水立刻闭嘴了。
现在这个案子的基调已定，审讯也就是走过场，这些逆党无论怎么审都是要杀，谁主审谁就得沾这些人的血，这可是朝中超过一半的文臣，这些文臣无论哪一个都有无数门生故吏和姻亲的，谁手上沾了这些人的血就要做好被报复的准备。以后被栽赃陷害，战场上被射黑箭，甚至在地方上被盗贼所杀，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不仅仅是自身，就是其家人也有可能成为报复目标，他李若水要敢主审的话，说不定哪天他的儿孙犯点小罪，遇上这些人的门生故吏姻亲为官就有可能变成砍头或者不幸病死在大牢。
这不是杞人忧天，这是历史上有无数血淋淋例子的。
谁敢当这个主审？
谁敢在这些人的死刑判决上签字就得做好全家死于非命的准备，这不是一条两条人命，这是几百条，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网，这个关系网中每一个都不是善茬。
既然这样……
“那也就，那也就只好如此了！”
刑部尚书，司马缸的侄子，原本历史上被俘到五国城的司马朴一脸正色地说道。
（今天一章，儿子发烧打针）
“四民大会？”
文臣武将一脸懵逼。
“对，士农工商，四民大会，想来诸位也很清楚，这一次平定逆构之乱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因为先帝爱民如子使得百姓皆归心于先帝，故此逆构为乱立刻引得群情激愤阖城喊打，如汤沃雪一夜剿灭，纵使逆构引外敌为援，亦不过徒惹人笑尔，百姓之力可谓覆舟矣！”
杨丰笑咪咪地说道。
那些文臣武将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景龙门外，人潮汹涌瞬间就淹没金军铁骑狂殴衮衮诸公们的场景，然后他们突然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这真是覆舟之力啊！
如果人潮淹没的是他们呢？
不敢想啊！
杨丰满意地看着他们的表情。
“我们必须要善用并引导这股力量使其不致走上岔路，这样强大的力量万一为某些野心家利用，那是要出大事情的，想想黄巾赤眉，瓦岗军，黄巢，都是这股力量失控的结果，哪怕本朝也还有方腊呢！而善用并引导这股力量的前提，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不致于内外隔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事情不能再做了。
民又不是傻子。
愚民是没有前途的，一旦百姓醒悟是要算总账的。
虽然衮衮诸公都是爱民如子，大宋百姓也是深明大义的，但毕竟还需要互相了解。
比如咱们的官制改革。
必须得让百姓知道，得听百姓对此的看法，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要从善如流进行改正，这样才能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内外一体，君民一心，共建我大宋之和谐盛世，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这黄巢方腊之流就复生了，那时候可就悔之晚矣，我想诸公也不想和逆构一样下场吧？
但如何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呢？
发告示？
登闻鼓？
这些要是真有用就不会生出方腊了。
故此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也就是四民大会，暂时先在汴梁城内召集士农工商四民的代表，共同组成四民大会，以后朝廷的政策，民间百姓的意见，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沟，等打退金兵以后，还可以向全国延伸，各地的士农工商都选出代表到汴梁来，使官家和朝廷对百姓的爱护之心可以直达民间，使民间的声音也可以直达天听。”
杨丰接着说道。
他实际上就是先搞个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就足够。
毕竟这才是西元十二世纪，这个时代步子如果迈得太大很容易扯着蛋，但一个三级会议还是可以的，大宋朝本来就不是封建时代的西欧那种等级森严，没有教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大宋的勋贵就是一户二十五文工资，本质上就是一个额外的加衔，话说一个公侯的每月也不过几贯钱，甚至就连皇权都没什么人真正畏惧。
赵官家没那么高高在上！
赵二时候一个市民丢了口母猪都敢敲登闻鼓，可怜赵二没兴趣给他找猪只好给了他一贯钱。
这就是大宋皇权在民间的地位。
到咱大清有理没理敲一下先来上三十大板。
大宋朝准确说就只有俩阶层，一个是官一个是民。
而这两个阶层又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流动的，民可以变成官，官也可以变成民，科举制度虽然后世令人鄙视，但在这个时代，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它至少给了底层一条上升渠道。
欧洲可是真得等级森严。
而民之中虽然也分士农工商，而且理论上也存在高低，但却很模糊。
比如商人在理论上地位最低，但实际上大宋商业繁荣，那些商人日子过得舒服着呢，他们不但没有科举的限制，甚至就连一些举人进京赶考都经常携带货物顺便做生意，而官府制定商税有时候还邀请商人参加，至于大宋的海上贸易之繁荣这就更不用说了。
这几乎是商人地位最高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