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他别提到具体案情。

冯见雄知道机会难得，立刻迂回直戳对方的痛处：

“院长，前年王法官的‘彭y案’出来的时候，恶劣影响您是知道的。最后闹到全国瞩目、还不是您亲自在两-会上面对央媒记者善后？虽然只是一个市中院的普通法官判错的案子，虽然人民法院组织法明明白白写着，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并不是领导关系。

可是，人民会知道吗，出了事儿，还不是上级法院也要受牵连？”

根据国内的法律，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直接的领导关系，上级检察院就是可以对下级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直接指挥。

但是法院系统中，各级法院是独立行使审判权力的，一个院里最高的决定权就在审判委员会里。（注意，法律上来说，法院系统就是审判委员会责任制，而不是院长说了算。但实际操作中么……有些院长比较强势的法院里，审判委员会就等于院长了，当然这个不能说。）

因此，严格来说，一个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判错了案子，最多就是拿到省高院二审的时候改判。但省高院不该为下面的市中院的错背锅。

可惜，既然现实有那么多数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媒体追责时盯着省高院问，也是没办法的。

龚院长当年可是深切知道这里面的苦楚。

所以冯见雄一提起，就勾动了他内心“本省司法系统再也不能在社会舆论聚焦的案子上出事了”这根弦。

“你到底想说什么！”老人深吸了一口气，质问道。

冯见雄趁机把自己的计划彻底和盘托出：“我不想对案情有任何说法。我只想陈述：这个案子很复杂，因为《物权法》立法两年以来，关于‘动产物权绝对权、支配权’对‘债权相对权、请求权’的对抗，其法益位阶的认定，此前在国内司法实践中，是前未有过的。

《物权法》对物权绝对权的明确，至今为止绝大多数只在房地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动产领域，最多也就是车船之类要登记注册的财产。至于电子产品和其他非登记类动产，甚至是其与知识产权的冲突，我敢打包票前所未有。

这么疑难杂症的案子，难道不应该请最高院对相关法条的适用，进行一下解释么？”

老人稍微想了一会儿，深呼吸了一口，总结道：“所以，你只是希望能够对没被实践用过的法条，申请一个最高院的解释？这样，省内就把责任推出去了？不管最后最高院怎么解释，都是他们的责任了？”

“这有什么不好么？”冯见雄貌似惴惴不安地问。

“倒也没什么不好，反正不管怎么判，错不在我们了。”老人呢喃地自语了两句。

提醒一下老同事、老下属，遇到全国范围内都没被司法实践用过的法条，就请示京城……这应该不算“干涉司法独立”吧？

老人想了想，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

又不是让你倾向于原告或者被告，只是提醒你“别不懂装懂”，这很正当嘛！

“你走吧，这个事情……我不好多说，不过我相信小蔡会自己领悟到这个道理的。”老人犹豫再三，表态道。

冯见雄就知道这事儿已经成了。

对于他来说，今天来跑这一趟，目的就是确保江南省高院别不懂装懂，确保最后会捅到最高院的法释办，够了。

一件案子，只要能够求解释，多多少少会解释出一些新意来。

怕的，就是什么都不解释，直接当作这里没问题，“明明不懂，却以为自己懂了”。

就像拉姆斯菲尔德那串口癖一样。

……

几周之后，蔡院长就在一个周末，于某处类似疗养院或者干休所之类不可描述的地方，机缘巧合会晤了退休老领导。

大家都很有节制，不会说不该说的话。

“小蔡，本省的司法系统，这两年遭到的社会非议不少，形象压力很大啊。要做到无愧于心，不懂就问，实事求是。”

蔡院长琢磨了一会儿，知道大致是怎么回事了。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说得好呐。

看起来，实事求是是一句再大义凛然，公正不过的话。

但是，在法律界，尤其是在遇到新问题新疑难的案子的时候，实事求是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得先设想一下“如果假装没看见这里有这么一个不清楚的点，原先会怎么判”？

毫无疑问。

如果今天国内没有《物权法》，没有对于支配权和请求权的法益位阶考量领域的种种问题、思考……

就纯粹当这个问题不存在，回归十几年前《民法通则》老掉牙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判。

这个案子，会是什么结果？

毫无疑问，如果歧义法条本身都不存在，今天的案子，杜丘明赢定了。

所以，哪怕仅仅是要求把歧义法条弄清楚，“实事求是”，那也已经是对冯见雄有利了。

“我会回去好好梳理一下的。目前民事庭那边是有几个案子比较复杂，搞不清楚的地方，确实要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不懂就问么。”

蔡院长打着官腔，表示能够理解老领导的苦心。

而且，这对他个人、对整个系统，也是有好处的。

江南省的司法圈子，确实容不得再出任何丑闻了，能把责任推出去，没什么不好。

庭审的过程，这些大人物都是不会接触的。

充其量，也就江南省高院几个民事庭当中，某个庭长能直接过问。接受冯见雄和杜丘明的正反唇枪舌剑洗礼。

不过，随着庭审的进程，一封正规的请示函也如期寄到了京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