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可是你怎么就敢断定，英美法德日是因为在法律中没有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才遏制住了低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责任感人群滥生的？

据……据我所知，英美国家生孩子好像还有鼓励性的补贴呢，也专门有活不下去的穷父母靠生孩子领救济金补贴家用养活自己。可见‘试图生孩子为自己牟利的人’并没有因为赡养义务的取缔而被遏制住呀！”

苏勤刚刚回过神来，听了这句话，勉强也是微微点头。这个刘明能够有这份急智，也不愧是能进四强队伍的主力了。

如果不是遇到冯见雄，这个刘明本来应该也可以有所作为。

可惜了。

“因为贫穷，想多生孩子拿国家补贴，这样的人在发达国家当然也有。但是，首先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从比例来讲绝对比国内顶风狂热超生少得多，至少是几十倍的差距。

其次，他们的国家既然鼓励生育，认为生育出来的孩子是属于全社会的，不是从属于父母个人的。将来这些孩子没有义务去赡养父母，只有义务去缴纳庞氏社保，然后平均分配地供养所有领社保的老一辈公民——也就是说，无论你生多生少，你自己领到的养老保险都是这么多。

那么，父母多生后用国家补贴孩子的钱、抠出一部分来挪用于自己的生活，我觉得那也没什么问题——在这些国家，父母养育超出数量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在做保姆，为国家的庞氏社保库打工。他们自己挪用的那些钱，就当是他们的工资了。但是他们也只能赚这份钱到孩子年满18周岁，并不能得到更多回报。而发达国家和我们那几十倍的恶性超生差距，靠的就是这份法律保障维系起来的。”

冯见雄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刘明算是彻底对这个点哑口无言、放弃治疗了。

而站在冯见雄的立场，其实他并不反对国家05年的政策，也不反对十几年后放宽了的政策。他多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怎么可能看不清这个问题？

后世的他，担忧的唯一问题，就是国家彻底放开之后，意识形态没有跟上，让心怀恶意之人钻了空子。

在刘明哑火之后，冯见雄恰到好处地为这个点做了个小结：

“西方国家之所以这么立法，基于的最根本法理原理，就是社会契约论——只有双方协商的契约行为，才能附带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任何单方行为，是不应该强加给对方义务的。

比如赠予行为是单方行为，送的人说送了，这行为就结束了。所以赠予必须是无私的，不能附带条件，附带了就成了合同行为了。哪怕是《遗赠扶养协议》，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赠’。

而父母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孩子是无辜的，他没有任何权力选择自己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生育的行为，就必须附带抚养义务，并且在法律层面上不得期待子女的回报。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脑子里就要有子女不是你的私有财产这根弦，受得起这个责任，再去生。”

“法律也应该融入传统文化的美德精髓，如果，不考虑中国特色，那还成什么体统！”刘明对于这个小结，倒是还能做一下最后的抵抗。

冯见雄笑着说：“是么？那刘同学你干嘛不回到大清还没亡的时候？那时候沈家本修的《大庆刑律草案》上，还要求亲亲得相首匿，要求以尊犯卑减刑、以卑犯尊加刑呢，按照那套法律，老子杀儿子不用偿命，儿子打伤老子就有可能偿命——那肯定很符合刘同学您期望的法治盛世吧。”

这番话自然是引来了一堆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