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肩撇撇嘴，“我不知道，你安排吧。”

上回聊天，他告诉我他今年刚满18岁，我听完，心里只有一声造孽啊。

我不可能带着这么一个毛头孩子四处奔波，更何况哪回不是用命走，他绝对不能跟在我身边。我盘算了下，想到个法子，“要不当兵吧，锻炼身体，万一以后我后悔了，你也打得过我。”

坎肩寻思半晌，同意了我的提议。我内心激动，立刻给小花打了个电话，他先是把我骂了一通，才清醒了些，哑声问我怎么了，是不是缺钱了。我差点眼泪一飙叫一声妈。

小花听罢，说这事没问题，随便送到哪哪部队就行了。

第二天回到北京，坎肩被送上一辆军车，不知道开到北京哪个国防基地去了。我很久以后见到他时，才想起来，原来他还真是坎肩。无奈这孩子现在年纪小，婴儿肥压根没长开，我能记住的人脸不多，有印象的还是几年后坎肩留着寸头，从我二叔后边站出来，脆生生叫我一句小三爷。但对现在的我而言，心里只有甩掉包袱的庆幸，其实说是包袱不太对，我只是不敢为别人的生命负责，就像我之后要做的事，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人，我不能再接受一次失去了。

我在北京待了两天，跟胖子小花瞎子一起吃了顿饭，便回杭州了。朝阳区那套房子的钥匙我扔给胖子，拜托他照看，想起来了打扫打扫。胖子接钥匙时，又用那种欲言又止的隐忍打量我，但我什么都不敢说，只笑道春节再见。

回到杭州后，我在吴山居睡了两天两夜，王盟找各种借口敲门，差点怀疑我猝死在屋里了。我迷迷糊糊骂了他几句，让他滚下去看铺子。他在门外小声嘟囔，把冷掉的饭菜又端去回锅热一遭。

真正醒过来是在一次梦之后，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梦，用费洛蒙的幻境来描述其实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