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号开遍各地，是利民的大好事，不论是谁，都能揣着面额或大或小的银票走遍天下，不需再为了运送银两的事大费周章。

而这件事，若是运作不好，会让朝廷生出钱财这一大命脉掌握在商贾手中的隐忧。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谁都知道好处颇多，但要想否定，只需要一个危害自己切身利益的理由。

为此，他与几位巨贾通过官员向朝廷提出稳妥可行的建议：限制商贾开设银号，每个商贾名下的银号不得超出两个字号；

在各地设有分号的银号，需得每年向朝廷呈报账目；

几大商贾合力帮朝廷在各省开设用于国库银两流通的银号，如此，每年各省上缴的税银，只需派锦衣卫或当地精兵良将银票送达京城即可——这种银号开出的银票，不在户部大员手中、没有皇帝最终的朱批印章、没有禁卫军前去银号取银两的话，落到任何人手里，都是一张废纸。

国库的银两，还牢牢掌握在朝廷手里。由此，商贾便不需要担上莫须有的罪名。

银号的事情，归根结底，商贾只是于人于己方便，最终目的只是方便四方货物流通，那些出借银两赚利钱、向别家借银钱的事，对于已经富甲一方的商贾而言，都在其次。

这件说起来利国利民、谁不答应就是犯傻的事情，他与几位巨贾整整斡旋很久才如愿。

没办法，想让一些官员相信这世间有仁义的商贾，不亚于让他相信白日撞鬼，固有的坏印象、轻蔑、鄙视让他们在听到这章程之后陷入反反复复的猜忌，不遗余力地与赞成的官员唱对台戏——这种人是大多数，饶是天子圣明，文武两奇才都立场鲜明地予以支持，也做不到干脆利落地批准，来来回回地口头辩解、打笔墨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