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个大臣一起对骂，谁活得久谁就是名臣重臣社稷之臣；以公孙弘如今的体质，那估计是很难与霍去病争先了。

黄生终于听懂了这毫无掩饰的警告。当公孙弘说出最后一句要害时，他的脸色也倏然变了，竟至呆呆跪坐原地，出声不得。

如此的震动茫然，犹豫许久以后，黄生终于整肃衣冠，在几案边郑重拜了下来：“大事临头，为之奈何？请丞相垂念同门之谊，能设法为圣学挽回一二，以光前贤绍绝学之殷殷轸念。”

虽然还打着“继往圣绝学”的幌子，但这态度无疑是诚恳之至了。公孙弘治公羊出身，与此经传算是一荣俱荣，于是也不再掩饰委婉，径直开口

“以而今的态势，公羊派还有机会。”

黄生心下登时一跳，赶紧出声询问：

“丞相是说……”

公孙弘缓缓再跪坐下来，却伸手拈起了那张轻飘飘的绢帛，神色郑重而又沉肃，仿佛在沉吟长考。如此许久，他低低出声

“陛下不会不知道我的来历，但还是把手谕直接发给了我，这就是机会——陛下对公羊派未必有什么深刻真挚的执念，但毕竟磨合已久，大概也还有点不忍。否则不会多次一举。”

公孙丞相伺候当今皇帝十余年，那可是太熟悉老刘家历代圣君仁主的风范了。真要是皇帝下定决心选择新学而抛弃旧学，那么决计是雷霆闪电迅猛如火，不会给信奉公羊派的官吏任何反应的机会——想当初窦太后薨逝皇帝料理黄老，那基本就是来骗，来偷袭，小小年纪不讲武德，两年不到的功夫就让黄老派高官统统好自为之，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如今——而如今，既而有这份手谕告知，那么就未必没有殷殷垂念的恻隐之心；当然，对皇帝而言这份恻隐或许微不足道，但却是公羊派唯一能抓住的良机。

于是公孙弘稍一沉默，立刻下了论断。

“公羊派现在的局势是不行的，穷则变，变则通，否则我亦无可奈何。”他直截了当道：“你应当即刻返回关东，将我的意思转告于诸位治公羊的大家，彼此商议一个法子出来。解经解经，解了这么多年的《公羊春秋》，而今也该另辟蹊径了！”

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了。以而今的局面，如果没有适应于新形势的新论述，那么必然无法抗衡新学。黄生当然明白此理，但要被迫删改自己倾注毕生精力的典籍，仍旧是心如刀割不能自抑。他低声道：

“……如今也有关东的儒生在议论，是否要效——效仿旁人，缩减《公羊传》。我会向他们转述这个意思。”

能够同意削减毕生师法的经典，已经算是儒生心中的辱及道统的切齿之痛，所谓忍辱负重，含羞包耻，大抵莫过于如此。要是没有丞相层层铺垫而后一锤定音的恐吓，大概黄生绝不会如此轻而易举的屈服。但公孙弘依旧不满意：

“削减《公羊传》？当然应该削减。但纵使削减得再如何细致，也不过是拾新学之牙慧，邯郸学步而已——皇帝已经有了简明扼要削皮见骨的新学，何必要东施效颦之《公羊》？没有自身不可取代的用处，公羊派如何自立于朝堂之上！”

黄生不由自主的露出了难堪的神色：明明是精微奥妙玄深高远的学问，怎么能口口声声“用处”、“好处”？你当是市集卖荇菜呢，讨价还价彼此撕扯？

懂不懂士生体面呐？您好歹委婉点行不？

但事已至此，黄生高洁执着不容侮辱的铮铮傲骨亦无可奈何了。他只能神色僵硬，咬牙沉默——大概不发一言，已经是公羊派大儒最后的骄傲。

但公孙丞相可不在意这点委婉曲折的小心思，他甚至都没有瞥上一言，直接说出自己筹谋许久的规划：

“公羊派要与新学相拮抗，一味的效仿不是出路，还是要有自己独门的变通。而今新学大起，虽尔有席卷宇内，沛莫能御的气势，但也不是完满无缺，不可挑剔的圣贤经论。它的缺陷，就是公羊派的机会……”

说到此处，公孙丞相的语气亦渐转低沉，神色中隐约透出了郑重与肃穆。作为当日奉命与汲黯一起拟定学说的儒臣，他对新学的了解之深刻专一，恐怕并不怎么亚于汲黯淡=这位开宗立派的“大宗师”。但也正因为了解至深，他才能仔细体察新学最为深刻而本质的逻辑。由此反复推演思索，方才有自己积淀数年之久，密不可告人的见解。

黄生依旧茫然：“我们与新学辩经多次……”

“即使辩经辩出花来，又有什么用？皇帝会关心春秋王正月有几种写法么？”公孙弘也不在意什么伪饰，直言讽刺：“皓首穷经十余载，尊驾总也得想一想县官的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