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完装就去找了郑旱蓬，买了些熟食。他找到工作了，就想请他父亲的老伙计吃顿饭。

郑旱蓬很憔悴，覃深一看就知道他刚从精神病院回来。

他给郑旱蓬倒杯水：“她还好吗？”

不能问，这问题一问，郑旱蓬就崩溃了。他用双手捂住脸，在凳子上哭得像个孩子。如果可以代替他妻子去受精神折磨，他一百个愿意。

几年前，郑旱蓬的妻子还在养老院做保洁员，当时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太，因为几个儿女争家产争得头破血流，她决定把财产捐给养老院，让养老院照顾她剩下的几年。

没想到当时养老院的负责人贪心不足蛇吞象，并不想把这笔钱用于养老院建设，拟了一份将名下财产赠予给他私人的合同。老太太在这个负责人的忽悠下签了字，签完就被他注射了错的药。

他是想让她在公开她的意愿之前就死掉，这样全天下都不会知道，这笔钱本来是赠予养老院的。

但他算错了一步，就是有两个人把他整个计划都看在了眼里。这两个人，一个是养老院的保洁员，也就是郑旱蓬的妻子。一个是住在养老院的一位老人。

两个人阴差阳错撞破了负责人换药的过程，负责人就准备把她们俩送去陪那位老太太。

那位老人在国外生活多年，人生阅历也相对丰富，所以很巧妙地把这一灾难化解了。郑旱蓬的妻子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被注射了过量药物，导致大脑受损，人变得疯癫了。

后来，在那位老人的指控下，负责人被警方控制了起来，可没过多久，他就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郑旱蓬在公安局门口举了一个星期的横幅，想要为自己的妻子讨一个公道，公安局一把手梁顺程进进出出，就没拿正眼看过他。

久也得不到说法后，郑旱蓬也放弃了，想把时间节省下来多陪陪自己的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