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要先回一趟成都，沈致湘去见杨璐的父母，顺便参加几场地点在成都的招聘。路上沈致湘一直在准备应聘，捧着本专业英语的词汇书，小声背单词。

杨璐冲我无奈地笑笑。

我问她：“你的工作定了吗？”

“还没，准备国考呢，”杨璐说，“哎也不知道考得考不上。”

“没问题的。”我安慰她。

沈致湘以前向我提起过，杨璐家有位什么亲戚是当地官员，所以她家就想让她回去当公务员，有人照拂，也稳定。

我问沈致湘：“大概准备找个什么工作？”

“去试试那些外企吧，要不就私企也行，我是不想当公务员，”沈致湘看着杨璐笑了笑，“我这性格，受不了天天正儿八经的。”

杨璐也笑，伸手戳戳沈致湘的脸：“说得跟你肯定能考上似的。”

我看着他们，心里空落落的。真快，太快了，好像大一军训往鞋子里塞护垫还是昨天的事儿，而一眨眼，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大一寒假的时候我和严行和他俩一起去南锣鼓巷，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天，冬日疏疏朗朗的阳光落在严行脸上——那个画面。

严行去哪了？他还在北京吗？到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不复有当时浓重的恨意和愤怒，想起严行，更多的是困惑，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那天沈致湘说得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不问问严行，他有没有受到胁迫？他是自愿跟着严先生的吗？严先生姓严，严行是跟了严先生的姓——那他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严先生吗？

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一艘沉船，缓缓沉入不知名的黑暗里。

到了北京西站，时间还早。杨璐去卫生间了，我和沈致湘坐在候车大厅里。人声和广播声混在一起，无比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