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直接找个凳子把人砸晕过去也不是不行。”孙立恩坚定道，“首先你们得理解，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以自己的感受为先。他们并不会在乎环境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会在乎自己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应有的待遇’。”

孙立恩的话引来了一些共鸣，但大家仍然对这个“任何手段”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会很多，甚至可能压根就不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放松警惕。我再提醒一下各位，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先下手为强也行，直接躲开也行，甚至为了保证自己安全虚与委蛇也行。现在我对你们的所有要求就只有一个，保护自己。”孙立恩对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叮嘱道，“保护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

“我们哪儿敢跟病人动手啊。”袁平安打破了沉默，“大不了就跑呗。”

“其实咱们真未必需要跑。”周策反驳道，“外面一堆病人等着看病呢，真要打起来，咱们人多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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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icu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和上着eo的沈老爷子一起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阿姨崩溃了。

具体是怎么闹的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只是因为心跳太过嘈杂。反正孙立恩心里打定了主意，任由这位阿姨崩溃一会。要么等她累了自己再开始劝说这样才比较有效果，要么等她累了且继续崩溃，这样用地西泮才更容易一些。

现在想起来，孙立恩有些惊讶于自己的选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能够看着一个人陷入痛苦却无动于衷，还能考虑一下怎么处理比较省事儿的人。

不过几秒钟之后，他还是决定放弃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孙立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一个固有观点——生存权高于一切。人能活着，比能活的舒服更重要。

医疗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要医生们给与每一个患者同样的“人文关怀”是一件不切实际的期望。不管是在当时的北五区，还是在现在的鹤安医院发热门诊，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先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和人瞎客气。

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用最快的速度诊断、分流、开出检查内容，然后再判断这个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能有多大。客气当然能让这些等待了很久，并且心理紧张的患者舒服一些。但这势必会占用医生的时间，最终导致其他患者被诊断的机会遭到剥夺。

现在是特殊时期，是战争时期。要用打仗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来应对，才有获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