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样是在这份报告中，卫健委第一次明确总结出了患者的两个主要症状——发热和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

由于基层医院汇报上来的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报告都提及患者患者曾经前往云鹤海鲜市场，因此这个市场目前也被列入了卫生调查和环境处置的对象。

“这个报告啊……还是说的太含蓄。”孙立恩看完了报告之后，一旁的张智甫教授摇头道，“现在可不是含蓄的时候。”

“含蓄？”孙立恩皱了皱眉头，在他看来，这个通报算是难得的回应迅速且消息准确了，“哪里含蓄？”

“他们没有直接回答ngs的报告问题。”张智甫教授说道，“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确定，这个病毒是不是sars病毒。”

“我觉得ngs的报告就已经算是明确诊断了。”孙立恩反问道，“凭这个还不能确诊？”

“ngs的检测报告，首先需要对比。”张智甫教授摇头道，“它的报告建立在对基因库的对比上。这个检测提示，并不是说这种病毒就是sars，而是说它和sars的基因序列高度一致——可一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sars。张三和李四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那他俩就是同一个人么？”

张教授的说法让孙立恩自己有点毛骨悚然。如果这不是sars……那就真的很恐怖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不光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张教授有些发愁道，“科学的严谨态度，在行政上不一定见得就合适。如果这次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那还好说。可如果拖成阵地战，打成歼灭战甚至运动战……那这个严谨态度怕是就得被当成瞒报咯。”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有一分证据就只能讲一分话。这是个非常简单直接且朴素的道理。任何一个有基本科研素养和道德的科研人员，都不可能因为一分证据，就把话说到九分去。那不叫科研，那叫假想或者胡诌。

可问题在于，疫情本身并不光是一个科研问题。它所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除了讲证据，同时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卫健委发布的通报内容确实非常严谨，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证据。而正面回应普通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去做的事情。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负责任”上。除非能够尽快明确病原体，并且对病原体展开充分彻底的研究，否则今天的报告就很有可能变成以后的“错误证明”。

“现在云鹤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马上需要做的，就是通过电镜等手段明确病原体。”顺着张教授的思路，孙立恩想了想说道，“只要明确病原体，并且完成了对病原体的全基因组测序，应该就能判断这究竟是变异的sars，还是其他的新出现的冠状病毒了。”

“这需要时间。”张教授深吸了一口气，“不能干等他们的消息，我们得把事情做在前面。”

“现在的措施还不够？”孙立恩这下真的觉着心里有点发毛了。张智甫教授虽然是麻醉科出身，但是应对传染病的经验绝对要比十个孙立恩加在一起更加丰富。整个四院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忽视张教授的意见——尤其是对于传染病的意见。

“是时候发挥一下院校联合体的作用了。”张教授身体前倾，他看着孙立恩非常认真道，“我们需要更好用的，更高级别的检测手段——我们至少需要一个能够马上派上用途的cr试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