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组织形态学无法解释”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从病理学的方向入手，肯定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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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会议室后，孙立恩和张智甫教授沉默着走向了办公室。

“这个孩子的情况又加重了。”张教授撇着步子，走的比平时要慢上很多。他一边走着，一边忽然对孙立恩说道，“对这个孩子的病情……你有把握么？”

“把握”这个词对医生们来说听上去其实有些刺耳。没有人能有100的把握确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疾病健康领域更是如此。

我们对身体运行机制和疾病所知太少，而疾病能够影响人的方式却实在是太多了。

孙立恩却并没有因为张教授的话有什么心理波动，他非常坦然的承认，“没有把握，连一分把握都没有。”

有把握才叫有鬼了。连同协都搞不定的病例放到四院来，交到孙立恩的手里……这要是有把握，那孙立恩应该被马上停职然后送去本地的精神卫生中心检查一下精神状况。

过分自信可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

“正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才得让你来。”张教授似乎对孙立恩的回答非常满意，他点了点头道，“家属那边的工作我来做……他们基本上已经快放弃治疗了。但总觉得，就算孩子没了，至少也要明白是什么要了她的性命。”

这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孙立恩没有回话。

就医学发展来说，这样的家属和病人简直是最理想的组合。疾病罕见，但家属对治疗后续不抱希望。他们只希望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病……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几乎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台面上。

但孙立恩一点都没觉得轻松和乐观，他觉得自己肩膀上正有一座山压着。他从事医生工作的时间还不够久，他还做不到“把病人当成一个case而不是人”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