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是个家庭贫困但愿意拼搏的年轻人。十六岁开始出门打工，郑新在各地的工厂里先后从事了多种职业。在二十岁这一年，他攒下了十万元的资金后，决定去为自己的梦想战斗一把——他凭借这十万元的本金，以及父母和岳父岳母的资助，开了一家小型的金属加工厂。

他自己的工厂规模很小，而郑新则属于那种比较罕见的人才——他学历不高，但技术精湛。凭借着勤快而且嘴甜的优势，过去四年的打工生涯中，他迅速掌握了多门金属加工的高级技能。

大型金属加工厂对于订单有比较高的要求，除非数量达到某个量级，否则人家连接单子的兴趣都没有。但郑新很有眼光的把业务需求下放到了五件起做的标准。尽管算下来单件收费比较大型加工厂贵的多，但这种经营模式依旧为他的小工厂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订单数量。

而这次的生产事故，也正是这种经营模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小工厂意味着不可能养的起太多技术骨干，而大量订单对于小工厂而言，不光意味着收入，同样也意味着交付压力——这些加工合同大部分都是签了赔偿条款的。如果不能及时交付，光凭赔偿条款，就能把这个刚刚走上正轨的小加工厂直接压垮。

自从进入了六月，郑新每天的睡眠时间就被他压缩到了每天不足三小时的地步。而今天是交付的最后一天，他在完成了最后一件构件的处理流程之后，直接眼前一黑，摔倒在了辊轧机的进料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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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的丈夫要截肢的瞬间，郑新的妻子是崩溃的。

她自己也不是什么见过大场面的人，和郑新认识还是在山东的金属加工厂里——当时郑新是热加工车间的工人，而她则是食堂的帮厨。后来着郑新一点点把现在的家当置办起来，她在其中其实并没有出什么力，郑新是个有些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吃苦受罪应该是男人的特权。哪怕工作再忙，他也拦着不让妻子上场。

凌晨四点，郑新生命垂危躺在抢救室里，浑身上下的血都快流空了。而他的医疗决策代理人，他的妻子却始终无法做出“同意截肢”的决断。她甚至哭哭啼啼的在微信群里发语音，都没办法直接给孙立恩一个明确的答复——你是打算冒着丈夫死去的风险保肢，还是以他的性命为第一优先考虑果断截肢。

看着家属这个哭哭啼啼的样子，孙立恩也很着急。郑新的血型快检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抢救室里正在为他进行着复温和加压输血——抢救室里的两台加温器都不够用的，为了尽快对血袋进行复温，目前手头有空的医生护士们几乎都参与了进来。每个人两个血袋，放在腋下和手掌中拼命做着预复温——这样能够减少一点点加温器的工作时间。而在郑新的床边，三名护士手捧血袋，正在通过静脉通道往郑新的身体里使劲挤压着复温好了的血液。而一旁的地上，凌乱的扔着已经输完了的血袋。

入院二十分钟不到的功夫，四院已经为郑新输入了一千八百毫升血液。但他的心率还是维持在135的水平。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孙立恩急的又问了一遍郑新的妻子，但她还是犹犹豫豫的说要“再问一下家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