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诊率这个话题虽然很多从业人员都不愿提起,但必须承认的是,国内外的医疗活动中,误诊现象普遍存在。抛去需要被转交司法部门处理的故意误诊不谈,医生们平均的误诊率大约在30左右。这些误诊可能是由于疾病的不同表现特征,不典型表现,或者医生们经验不足,甚至患者隐瞒病史,导致诊断依据信息出错等等。
而在中国,导致医生们误诊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工作压力和疲劳所占比例也非常巨大。孙立恩能够达到18的平均误诊率,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本身能力多么出众,而是因为每日处理的病例有限,而且在不直接接触患者的前提下,他能够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在每一个个案中。并且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的对每一个病例进行任何他想做的检查,完全不用考虑患者家属是否能够承担的起检查费用,或者他们愿不愿意配合。
孙立恩的情况属于特例,毫不夸张的说,在实验楼的“第九诊室”中,孙立恩绝对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里过的最滋润的医生。而现实情况却和这种理想状况天差地别。
项目组会提出ai诊断的目的也在于此,如果能够通过一套基于云服务的ai算法,给医生们提供一个不会有任何怨言,也不会因为疲劳和工作压力出现失误的“第二意见”,那么必然能够显著降低误诊率。
然而目前看来,老东西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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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两个文件签字是么?”第二天早上,孙立恩在医院里接到了林夫人的电话。四院并没有精神病科,因此在和孙立恩见面签完了实验组的相应许可和通知后,吴友谦带着人直接把孙立恩和林夫人,以及林强接到了宁远医学院附属医院。这里有精神病科,可以接诊被初步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林强。
林夫人和孙立恩一起去收费窗挂了精神病科的号,从挂号到交钱,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避着林强。为了防止中间出点差错,就连挂号的项目都写的是“特需门诊”。
“你最近确实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有肌肉疼痛……”负责接诊的医生是吴友谦头天晚上就叮咛了几百次的精神科副主任。作为一家医学院直接附属的大型三甲医院副主任,梅主任本来应该是很有排场的那种。只可惜吴友谦在梅主任上学的那年就已经是院长了,师长有命,学生实在不敢炸刺儿。梅主任只能老老实实的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直接开始诊断。重新问诊了一遍之后,他借口“需要最后会诊”,让林强先去吃个早饭,自己则去了吴友谦和孙立恩待机的房间。
梅主任摘了口罩,对两人道,“诊断成慢性疲劳综合征没有问题,如果没有cd4细胞绝对计数下降的话,其实我更倾向于群体性癔病。”
“那就是说,可以治疗了是吧?”吴友谦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表,“那咱们就趁热打铁,赶紧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用靛胭脂注射液来当安慰剂,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创意。”梅主任对于这个治疗方案倒是非常感兴趣,并且对治疗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普通的注射器是透明的,靛胭脂注射液那个颜色就和染色了的尿液一样。我建议去口腔科借个金属注射器过来,把观察窗用黑色胶带一贴,神仙都看不出来这是啥。”
“还可以请注射的护士姐姐穿一下ct室里的铅服。”开头脑风暴式的分享会就这一点好,孙立恩灵机一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反正看起来越严肃,安慰剂的治疗效果应该就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