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缓缓吐出一口气，依旧是保持着笑意。

“孝公颁布《求贤令》时，可没指定是哪一家。”赵维桢笑着回应：“据说商君见孝公时，可是见了三次，二人才投缘。第一次商君讲史，第二次商君讲仁，第三次才拿出《法经》来，得以重用。”

战国末期的策士，基本都是如此。能得国君重用、能为投靠的国家做实事，就用哪家的方案。

赵维桢觉得倒是挺现实的。

“秦国向来注重实用，臣也这么觉得：有用就行，管他是哪家的？”她说。

“那孟隗觉得，既要修补，这次又该用哪家、如何修补？”秦王问。

“当然是——”

后面的话，赵维桢一个急刹车，没说出口。

要说办法，当然有了！

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世官制为察举制，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等等等等。

一系列方案，赵维桢都能拿得出来——想不出新法子，她照搬后世智慧还不行么。无法太过超前，两汉的生产力总是与当下最为接近的。

“当然是？”秦王问。

赵维桢选择闭口不言。

话都到嘴边了，又噎了回去，放眼天下，也没个臣子敢在秦王面前这般做。

秦王稷不仅不生气，反而被逗乐了：“孟隗有策，却要藏着掖着，可是觉得秦国不配？”

“王上，臣不是不说。”赵维桢回答：“是不能用。”

其实是赵维桢不敢。

眼下中原还没统一呢，这其中的每个方案，都动摇了秦国强大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