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数书九章》中的解答方式，“以少广求之。以小斜幂并大斜幂，减中斜幂，余半之，自乘于上；以小斜幂乘大斜幂，减上，余四约之，为实；一为从隅；开平方，得积。”1

这一类的文字叙述解题，都可以用符号、字母、公式简化代替。

符号与公式参考西洋书籍，但也有自我的创新。

因为一些符号在西洋书籍中被广泛使用，但也有一些未曾在西洋达成共识。例如乘号的表达，德意志的莱布尼茨认为用「·」，而英吉利的奥屈特认为用「x」。

这些不确定的部分交由康熙做最终定夺。

皇上想要把所有符号都换成他喜欢的也行。

雍郡王仅仅提出一个核心思想，编写教材是为让更多人读懂数理，所以便于理解最为重要。

康熙想搞创造，彰显大清在数理符号上的发明，那也得遵守基本法，所创符号要形象易懂且便于区分，比如不能乘号与加号傻傻分不清楚。

一目了然不只是符号，还有对计数的表达。

以文字计数笔画多，不如运用阿拉伯数字。

早在几百年前，宋朝就有阿拉伯数字的书籍传入，但始终不曾普及。哪怕是明末翻译西洋书籍，也将阿拉伯数字以汉字文字去表达。

111与一百一拾一，一目了然哪个更清晰易读，却是涉及到了书写规则。

西洋书籍的文字与数字都横着排版，大清袭历代的书籍方式竖着写。竖写时的阿拉伯数字，不似横着写分得清楚。

以111举例，三个「1」容易连成一条线，而造成运算错误。

要不要部分改变书写方式？

决定权最终还是交由皇上定夺。

康熙一开始就问过老四计划如何编写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