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环节，每一个都不能错，这个课题才能做得真正出彩，一鸣惊人。

真应该感谢一下斯塔尔这个不要脸的独检，为了扳倒克琳顿不择手段，把报告写得那么淫晦，让顾骜如此印象深刻。

……

“表哥，你对‘伪证罪’和‘妨害司法公正’熟么？”

“什么？我知道你是专攻国际商法的，但刑法你总学过的吧？我不管，你自己不行就找个可靠的刑法学牛人，甚至找教授也行。钱我会私下给的，你别问干什么。我就是要一切能有助于证明‘只要说谎所要掩饰的目的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披露的内容、那么说这个谎就不算伪证’的判例、组合、推演！”

“这样可以搞定了吧？ok，给你两天。什么？太急？我加钱啊！实在不行你找个教授，把他下面的廉价研究生劳动力都动起来，查快一点。”

“没办法，你这个环节好了之后，我还要移植呢，只能这么赶。说好了，一共八千美元。”

顾骜挂断给表哥陆光复的电话，一个难点已然攻克。陆光复表示一定完成，两天之内会亲自驱车把顾骜要的东西送到华生顿来。

在1981年，八千美元够雇哥伦比亚大学一个还凑合的法学教授团队好几天了。刑事类顶级的律师，贵也贵不到多逆天，终究不如商法类贵。顶级教授打表两三百美金一个小时，顶天了。

至于研究生助手都是打包算钱的，也就是承包制。

不过，后面的移植环节就绝对不能交给外人去做了。

一来是常青藤各法学院的师生，不太接触国际法——他们主攻国际商法的强人是很多的，因为这个来钱，但那属于“国际私法”。至于怎么跟外国签条约、让美国加入某些国际组织，这属于“国际公法”。

而研究公法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外交和国际关系专业，因为他们才是专职跟谈条约、应对议会打交道的。

其次，不仅是能力的问题，更有保密的问题。

顾骜不能让外人知道，他拿“如何利用谎言性质给伪证罪脱罪”的材料，是想往哪个方向移植。

这事儿如果给他静下心来，静静钻研一两个月，估计也是可以搞定的，但现在显然没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