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可谓老成持重。

部里的国际关系研究司，得出的各种预测结论，往往并不是指导本部门工作的，而是被兄弟单位拿去用。

因为经贸上的小举动，或者文体团体啦、民间社团啦之类的交流，影响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先行一步，并且由圜转的余地。

而外交层面亲自上阵、押注外国派系走向，那就断无小事了。

历史上最智障的反面教材，就是常某申的自取灭亡：48年时居然觉得杜威很有希望，就一边拿着杜鲁门的援助，一边公然给杜威示好——结果偏偏杜鲁门连任成功了。

刚好史泰林同志一招封锁西柏林、逼着西方二选一。

杜鲁门顺水推舟“弃亚保欧”，撤回全部对亚援助，集中224亿美金、30万架次运输机的倾国之力，救下了欧洲。

柏林被围后俩月，三大爆发；百万渡江灭凯申后，柏林才撤围。

目睹教训，后人自然不会再赌。

主任凝重地叹息了一声，背负着手站起身来，看着窗外，金光洒在身上，十分伟岸。

“政治层面，确实看看就行了，千万不可妄动。不过经济和技术方面，以假想结果为依托，做些没什么成本的准备工作，还是应该的。”

“主任……那怎么算‘没有成本的准备工作’呢？”副主任虚心地问。

“这个当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报告里不是写了这么多可能的措施么。比如提前做一些伪装业务，还有别的什么。”主任和蔼地一笑，拍了拍副主任的肩膀，然后转向顾骜。

“小顾同志。”

“在。”顾骜连忙立正。

主任和蔼地问：“报告里那些提前铺垫的伪装业务，需要亏钱么？是赔本赚吆喝的，还是能盈亏自负？”

顾骜审慎地说：“这个……不一定，还要看执行人。当然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我的那个样板案例中，以与香江传媒企业家邵爵士合拍影视作品、分摊设备采购和前期掩护的成本。目前并没有亏损，邵爵士已经以设备租赁款形势折抵了一部分拍摄出资，后期还会有租赁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