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风的疑惑，顾骜便语重心长的敲打：“风子，你可长点心吧，如今我还算是汉乐电子的大股东，以我的名义直接出面和韩婷谈代加工费用，那不是左手倒右手么？要是韩婷索取的代工费偏低了怎么办？将来会不会被中信信托的持股方说成是‘关联交易’、占中资部分的便宜？咱又不可能公事公办用招投标的方式，再找两家电子厂来陪汉乐围标、自证清白。这种漏洞留多了迟早给人拉清单的机会。”

马风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他如今的阅历完全理解不了这种险恶。

80年在国内，谁听说过招投标和其他确保交易决策公开透明的手段呢。

而这个道理后世几乎小学生都能听懂：

因为汉乐电子被中信注资了60，顾骜只占40。

在前几款街机时，因为品牌和知识产权还完全在汉乐手上，这个矛盾并不凸显。

而顾骜自己另起炉灶后搞的新游戏“炸弹人”、“吃豆人”，如果假设总成本500美元、最终销售价1000美元。

这时代工费给100美元，顾骜最终所得就是10004+400=440美元，中信所得是10006=60美元。

代工费涨到200美元，顾骜所得就下跌到380美元，中信所得涨到120美元。

所以顾骜一定要避免落下“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口实。

后世互联网公司的vie结构，就是典型的把运营方利润压低到0，然后所有营收毛利都作为“技术服务费”付给研发公司。

这里面一旦运营方有国资，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当然早期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国资，vie架构在签署的时候也是得到所有股东一致承诺的）

马风花了好久，终于理解了顾骜的解说，也再次刷新了三观、提升了认知等级。

顾哥懂得真多啊。

“那只要我出面谈判，就够了么？就能彻底避嫌了？”他虚心地继续请教，以求稳妥。顺便也多学些知识。

顾骜耐心地解释：“这是最主要的，但还不够。要自证清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留少量订单，继续给西湖电子厂做——西湖电子厂与我们没有任何股权利益关系，完全是公事公办谈出来的代工费。这边合同签订、正式开工后，再去找韩老师，给韩老师一个更加略高一些的让利价格。到时候就能证明‘这个价格国内其他电子厂也是有钱赚的，汉乐电子不接单别人也会接，所以不是我利用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占便宜，我只是看重了汉乐电子厂产能大、规模能满足我的需求才选它’。”

说完之后，他还告诫马风：以后他不在的时候，任何供应链管理的合同，都要按这个原则去谈，至少确保两家准入供应商，并且都留下成交记录，千万不能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