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任，我知道您的意思，我懂信托债。”顾骜肯定地回答。

他知道，桌上这两份文件，如果有任意一份办成了，那确实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境外融信托债”。也算是为改开初年缺乏外汇的窘迫现状，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资金解决思路。

在此之前，比如78年疯狂使用外汇扩大投资后，79年国库结余最少的时候，连2亿美元都拿不出来了。

这时候，“让外国资本家直接认购中信的投资型债券，然后专款专用投到标的项目上”，无疑比靠出口慢慢赚外汇要快得多。

无非是将来需要给外国资本家一些比较高的利息（债券利息肯定比银行贷款要高）

80年代，巴西阿根廷都是这么发展经济的，不过后来阿根廷借得太多、汇率又波动，所以崩了。巴西则经济体量比较大，挺了过来。

所以说外汇债券不能多买，也不能不买。把握好偿还能力和周期，别陷入利滚利和汇率陷阱，那绝对是有益的。

而顾骜眼前看到的这两份文件，绝对是外资委和中信信托成立后、发外债融资的第一枪，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极为重大。

弄好了，成为一个样板典型，将来西方国家的资本都愿意来认购中信债。

弄不好，说不定会堵住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副主任与顾骜反复确认，相信他完全理解了这事儿的重要性后，才有些难以启齿地说：

“不过，这几天我和主任、老板反复开会，发现要打响这融资100亿日元信托债的第一枪，难度不小啊。目前中信公司缺乏一笔能让日本富商们信服的、在曰盈利稳定、知名度够高的投资历史业绩。日本人不相信中信的选项目眼光，依然怕中信是被国家的行政意志逼着选项目、盈利前景不好……”

这两个工程要融日元债，顾骜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宝钢的立项，就是去年伟人访日参观君津钢铁厂后定下来的，用的是全套君津的技术和设备。后来的仪征化纤，也需要大量日本设备。

买日货，当然融日元债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搞美元债。

而事实上，按照原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无论是仪征化纤还是宝钢，其日元债发债确实不太顺利。

谈判持续了很久，找让日方信服的“历史投资业绩”也找了很久。大约到1981年才最终谈妥，发出了第一笔的100亿日元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