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结婚两年，就遇到了他出事。当时虽然是我提的离婚，但我也问心无愧，这四年里我再没对不起他，都是洁身自好。我的想法无非是：当时不划清界限，如果我也受到牵连，谁捞他回来？谁帮他申诉？

当初他也是跟我商量过的，同意了我的做法。一开始两年，他也很有信心，一直给我写信，等我想办法——可惜77年之后，他渐渐没有耐心了。他不理解，四人帮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别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

如今知识分子是工人的一部分了，我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递材料……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比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中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就是形势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小错误，77年就恢复了一批。

而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上个月。

再往后，还有81、82那波高峰期，都是当年涉及到更大的案，必须等国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才好动。

而韩婷的前夫，应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所以在等待中绝望了。

人在逆境中，往往是需要给他竖一个标杆，告诉他再坚持多久就到终点，这才容易鼓舞起毅力。

不过，不管谁对谁错，问题还是得解决。

顾骜想了想，笨拙地提议：“韩老师，那站在您的角度，您还是希望和前夫复婚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