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处长觉得顾骜身上已经再也没有潜力可挖，而顾骜觉得与其在这些小钱上再纠结，不如让国家以最小的代价稍微买点教训——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教训。

其实这次的事儿，只要国家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敢确认这是“国际最先进水平”而非仅仅“填补国内空白”，那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不要风险代理，而是直接全资把律师费掏了，干嘛跟香江人谈分成制呢？

在这种状态下，包处长和林国栋“在友好祥和的氛围中签了约”。

顾骜则在他的实习报告上总结了这次的谈判经验，并且建议“在下次遇到此类情况采取非风险代理，并成立由技术人员而非外事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

他并没有越级装逼，而是让包处长审批、署名之后，再往外事局递。这样包处长也算是知情了，领导功劳也少不了，算是很会做人的稳妥处置了。

签约完成，包处长第一时间给京城打了电话报捷。

京城方面立刻表示了嘉奖。

与此同时，跟林国栋分手的时候，顾骜还不忘跟他支招：

“这个技术，法国人将来完全是可以绕过去的——膜法的思路被启发之后，具体用哪种膜，已经不重要了。就像青霉素的专利一旦公开，启发了人类‘从细菌分泌物’角度去找抗生素，很快链霉素土霉素都会出来的。所以，专利潜水艇这招，不是不能用，要慎用。你就别指望收别人的侵权费了，追认两笔‘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新增扩大市场的合理授权费’，就差不多了。另外，18个月的保密期也别用足了。你自己想办法，怎么勾引法国人、然后提前引爆掉就好。早点儿落袋为安。”

这些黑话，包处长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而林国栋也一度怀疑：顾骜这厮真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么？怎么比资本主义世界的奸贼还要奸？

简单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明专利，在刚刚申请后的最多18个月内，技术细节是保密的，这段时间是“后悔期”，也就是如果发明人发现同行跟进得很慢，短期内完全赶不上自己，而他又不甘心公开技术细节了，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撤回。

而在这段“后悔期”内，如果有同行恰好跟你撞车了，那是不用给侵权费的（因为默认你还没公开，所以对方是善意的、恰好跟你研发了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专利下来后，他还有新订单未完成、并且也用了这个技术，就得乖乖交授权费了。

授权费比侵权费当然要少一些，不过收得也更和平些，这才是西方知识产权合作的主流——专利本来就不该是限制别人通过的，而是拿来收买路钱的。

顾骜分析了这项技术的启发性与可迂回性，也是帮林国栋更好地替他赚钱。

国家可是给了政策，他顾骜个人，以及他老爹，都是可以在创汇中拿到不低于052的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