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要是一条荷兰公司的商船，在华夏领海内沉没了，如果沉船时间不足200年，那就不算古代文物，而是“近代灾害灭失”，如果这种船重新捞起来，荷兰方面是有权要求追回的，不能因为它沉在华夏领海，就说这东西归华夏。

道理上这样也是说得通就，就好比你人还活着，不能说你到别人家做客丢了个东西，那东西就归房主了。

而200年这个年限也不是固定的，有特殊情况的话，国际海事纠纷仲裁庭还会给予宽限。

比如如果当初拥有这艘船的主体本身，都还存续着，而不是由其所在国家出面追讨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要求更高的追溯保护年限。

说人话，就是比如这条船是一家几百年前某个公司的船，而那家公司都活了超过200年还在一直活到当代，那它出面追索的效力，就要比一般的所在国追索更强。（如果那家公司已经不在了，只是公司当年注册地的国家来追索，追溯力度就比“苦主”公司还亲自活着要弱很多）

但具体到顾鲲这个案子，情况就更复杂了。

因为顾鲲是在公海上捞到的，而为了后续钓菲律宾人的鱼，顾鲲还没有吧太多坐标方面的信息提前公示出来，只是作为证据呈交给了仲裁庭。

所以西班牙方面就误以为有希望打一打保护期的主意——本国船在另一国领海内沉了，是至少保护200年，而如果是在公海上沉的，保护期还要延长，至少是300年。

西班牙方面至今也缺乏相关的档案资料，没有明确知道顾鲲捞到的具体是哪一年沉的，又要赌顾鲲捞不到足够的航海日志和其他证明船只沉没年代的证据，一来二去也就多了几次精彩而注定没有结果的抗争。

这种戏剧性的情况，如果是在法庭审判上，那是注定不会出现的，只有港片律政剧的哗众取宠编剧才敢这么写——

因为法庭审判周期是很长很严密的，要防止原被告双方搞证据突袭，所以所有的证据都要进行庭前交换，也就是说原被告双方都是没开庭之前，就已经知道对方要提交哪些证据了。

但国际仲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仲裁具有终局性，不是“两审终审制”或者某些国家的“三审终审制”，也就不用担心“其中一方为了把决定性证据捂着，留到二审或其他决定性时刻再突然拿出来，不给对方翻盘机会”的问题，所以国际仲裁的证据是可以随时提交和交换的。

这就让仲裁的过程，非常上镜。

很适合给新闻媒体一波三折地供稿，甚至能够跟那些瞎编乱造的律政剧一样戏剧化精彩。

“草！我们都中了那个狡猾的华夏人的计了！他根本是故意半遮半掩假装年代证据不足、引诱我们来申请仲裁、让我们丢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