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一天居然真的来临了。当罗冶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伟龙亲自到红河渡来找矿业集团领导商量收购丘马铜矿股权事宜的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惊讶，因为国内的矿业集团在海外收购矿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经过50多年的开采，红河渡这座国内最大的铜矿已经濒临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开拓这一条道路。矿业集团此前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合作对象了，只是一时还没有确定最佳的选择而已。

丘马铜矿是罗冶新开拓的客户。这家铜矿的储量虽大，开发却非常滞后，受资金的限制，矿山采用的装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又导致了矿山的利润微薄，从而难以筹措资金更新设备，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这时候，罗冶的业务人员找到了丘马铜矿的董事会，建议他们从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中国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购买先进的大型露天矿设备，扩大产能。丘马铜矿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因此才有了王伟龙的红河渡之行。

各方的谈判细节自不必细说，红河渡矿业集团从国家投资银行申请到了一笔大额贷款，用以购买丘马铜矿的35股权。国家在发放这笔贷款时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贷款中的70必须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矿山装备，余下30才能用于矿山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购买那些中国企业无法制造的装备。

这个贷款条件，对于丘马铜矿方面来说，并不觉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业从西方国家获得投资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同类条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经济高速发展，兴建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包括投资高达170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等，其中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西方银行财团。这些西方银行财团向南美国家投资建设资金时，往往都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从西方企业采购设备。结果，从西方银行拿到的钱，转个手又回到了西方企业的手里，并未给南美本地的制造企业创造出机会。

借钱搞建设，却未能培育出本土的制造企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于是，一场金融风暴便呼啸而来，席卷了所有的南美国家，并让“拉美化”这个词成为对一个经济体的最恶毒的诅咒。

“我们没有陷入这个诅咒。”

站在丘马铜矿的采矿场旁边，望着面前深深的矿坑，王伟龙自豪地说道。

购买丘马铜矿股权的资金，大部分都返回中国国内，用于购买中国企业制造的装备，而罗冶就是这些装备的制造商之一。罗冶早年引进美国海菲公司的技术，制造150吨电动轮自卸车。这些年，罗冶消化吸收了引进技术，先后开发出180吨、220吨和300吨的各种自卸车车型，技术上也早已实现了完全的自主。现在罗冶销售一辆自卸车，可以换回几千吨铜金属，真正是一本万利了。

“站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小冯跟我说的话。”邹秉政也是唏嘘不已。用矿石换装备，换到最后必然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这一点，是20多年前冯啸辰向他说起过的。那时候，邹秉政自矜于红河渡铜矿每年能够有几千万美元的出口创汇，丝毫不把罗冶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放在眼里，反而觉得他们要求自己接受国产装备是耽误矿山生产。结果，冯啸辰闯到红河渡，借酒撒疯，指着邹秉政的鼻子骂他是老落后、老不要脸，最终骂醒了他。

现在看来，冯啸辰的话是正确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强大了，利用罗冶等企业生产的装备，红河渡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按照丘马铜矿4000万吨的铜金属储量计算，红河渡的股权相当于1400万吨铜金属，这比红河渡铜矿的总储量还要高出五成有余。

“这次请邹局长到智利来，就是小冯拍的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还真不敢让您万里迢迢地坐飞机过来呢。”王伟龙笑呵呵地对邹秉政说。

听说红河渡矿业集团获得了丘马铜矿的股权，邹秉政就申请要到智利来看看。照他的说法，他已经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临去见自己那些牺牲的老战友之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有13属于中国的矿山，这样也算是对自己一辈子有个交代了。

邹秉政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矿业集团和王伟龙这边都不敢答应。因为老邹此时已经是90岁高龄，虽说平时身体还过得去，但万一路上有个闪失，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因为知道冯啸辰与邹秉政关系不错，王伟龙便把此事告诉了冯啸辰，原本是希望冯啸辰能够劝一劝老邹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谁知道，冯啸辰反而是站在了邹秉政一边，声称如果医生认为老邹的身体能够经得起一万多公里航程的折腾，那么就遂了他的意愿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