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我倒不后悔。”祁瑞仓道，说罢，他又指了指丁士宽，道：“还是让老丁继续说吧，我觉得他总结得有点意思。”

丁士宽于是继续说道：“第二点，那就是国企的社会负担太重了。据我们下去调研得到的数据，大多数国企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2，也就是2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退休工人。”

“榆北的情况比这还糟，差不多是1个在职的养1个退休的。”祁瑞仓道。

丁士宽点点头，道：“退休职工的负担可不光是工资，还有福利、医药费等等。尤其是医药费负担，差不多就能够把一个厂子拖垮。”

王振斌道：“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就是要把国企的社会负担转出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把退休工人交给社保系统去负担，这样国企就能够轻装上阵了。”

“幼儿园、托儿所、职工医院等等，也应当转给社会去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蕊补充道。

“第三，”丁士宽又接着说道，“那就是国企本身的机制问题了，大锅饭，人浮于事，企业经营状况与领导的待遇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具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王振斌皱着眉头说道，“国家已经提过不止一次，要改变国企的内部管理机制，至少是需要砸掉铁饭碗的。但现在光是那些停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就已经让我们挠头了，如果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开始裁撤冗员，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你们计算过没有？”

“很简单啊，鼓励私人创业，发展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这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最强的，我在榆北就是搞这个的。”祁瑞仓信心满满地说道。

冯啸辰道：“榆北的经验的确可以借鉴一下。榆重进行分拆之后，大量的冗员都被私营企业吸纳掉了。像海东省的全福机械公司，一下子就从榆重招收了300名工人。这些人对于国企来说是负担，到了他们那里，可都是宝贝呢。”

“也该让这些私营企业做点贡献了。”谢克力说道，“刚才老丁不是说了吗，80年代的改革，是国企承担了成本，帮助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国企也要开始改革了，那么就该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承担成本了。”

“老谢说得太好了！”丁士宽一拍手掌，赞道，“各位，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大家谈的一个想法。我发现，中国的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存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先培育起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这样当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民营企业能够承担起吸纳就业、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而反过来看前苏联，它也是存在着体制僵化的问题，所以启动了国企改革。但当它的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能够承担改革的代价，所以前苏联就垮台了，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深陷危机，无法自拔。”

“这个观点有点意思。”祁瑞仓道，“我也思考过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区别，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么一点，但是不如老丁你总结得这样精确。我觉得，苏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嘛……”

“我把它叫作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丁士宽道。

“渐进式改革，这个说法不错。”祁瑞仓道，“老丁，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思想再深化一下，写篇文章，应当能够引起轰动的。”

丁士宽道：“哈哈，老祁，我一直想约你一块写这篇文章呢，你的西方经济学功底比我好，肯定能够分析得更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