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冯啸辰答应道，“我就说日本人先向我们的工人泼了脏水，被我们反驳之后，不得不拿出一些技术来赔礼道歉，这个理由，我相信大多数同志是会相信的。”

“哈哈，真有你的，说瞎话连草稿都不用打。”罗翔飞半褒半贬地开了句玩笑，然后又认真地问道：“对了，小冯，你这次换回来的技术，打算怎么处理？是让江城钢铁厂直接和仙户制钢所洽谈吗？”

“当然不是。”冯啸辰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个机会，算是晓迪创造出来的，属于咱们装备公司的财富，怎么能白白送给江钢？我早想好了，这些技术的转让事宜，可以请江钢和其他几家企业与我们一起去谈，谈回来的知识产权是属于装备公司的，江钢充其量有优先使用权，专利使用费那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

“你不会是说，这些专利费应当交给小杜吧？”罗翔飞没好气地问道。对于冯啸辰给公司赚钱的本领，他一向是很欣赏的，但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红果果的语言，这哪像个国家干部说出来的话？

“这倒不必了。”冯啸辰嘻嘻笑道，“就算是小杜为咱们装备公司做的贡献好了。他们的实验室每年都从装备公司承接好几个大型课题，为咱们做点贡献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些专利费，是要投入到后续研究中去的，咱们光是引进了专利，消化吸收还是一项大工程呢。对于这些技术，咱们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更先进的技术，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说到后面的时候，他已经严肃起来了。

第五百一十八章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工业真是一件烧钱的事情，冯啸辰现在是深深地体会到了。

前一世的冯啸辰不是没见过大钱，国家搞大飞机，一投就是1000多亿，搞集成电路，又是1000多亿。在那个时候，几十亿的金额对于国家来说只是一笔“小钱”，甚至有哪个城市搞个什么产业振兴计划，投入都是论百亿计算的。

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没有这么富裕了。整个国家的gd也就是2万多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3500亿，要像洒胡椒面一样洒在国防、教育、卫生、支农、扶贫、治安、行政等方面，最终落到科技上的投入还不到200亿元。而这200亿，也不是能够全部拿来做实验搞研究的，而是要支付整个科研系统的人头费、行政支出，可想而知，实际用来研发某项技术的钱还能剩下多少。

财政拿不出钱，于是只能鼓励各单位“创收”，学校开各种培训班赚钱，医院把科室承包出去赚钱，科研院所没啥赚钱的手段，就拿一幢办公楼出来租给外面的公司，收点租金改善一下职工的生活。后世有些批评家站在道德高处，指责当年的各级部门把各种民生事业都搞成了“产业化”。毫无疑问，这种指责的理由是非常高大上的，可惜缺乏了一点历史常识。1992年的中国，如果不搞产业化经营，恐怕学校里的老师、医院里的医生都已经下海谋生去了，哪还能留下什么人才。

装备工业公司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承担重大装备研发任务的机构，装备工业公司要组织全国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各种技术攻关，这些攻关无不需要海量的投入。而装备工业的研发，动辄就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效，谁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长期投入？

冯啸辰在装备公司里最出彩的地方，就在于他擅长赚钱。用吴仕灿他们开玩笑的话说，冯啸辰几乎是钻进钱眼里去了。以往重装办向科研单位下达研发课题，基本上是扔下钱就不管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成本收益之类的。自从冯啸辰倡议建立装备工业基金之后，科研在重装办以及后来的装备工业公司就成为一项需要计算利润的活动。冯啸辰要求技术处在发出每个课题的时候，都要强调课题研究必须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要形成专利技术。他还特别要求研究人员在突破一个理论难点之后，不得擅自发表学术论文，必须先将研究形成的专利提交申请之后，才能公开结论。

早些年，中国有很多科研成果都曾经犯过这类错误，那就是研究人员缺乏经济意识，有一点新发现就赶紧写文章发表，西方企业受这些文章的启发，开发出了实用技术，并申请专利。等中国人要使用这项技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不是技术的所有者，不得不向国外支付高昂的专利费用。

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结于中国的科研人员智商不够，低智商的人是不可能搞出创新成果的。中国的科研人员之所以不重视科研专利，在于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经济联系。科研人员不了解企业的需求，企业也不知道科研人员在搞什么研究。好不容易有一项成果能够在企业中得到应用，相关的科研人员非但拿不到报酬，还要承担去企业指导技术应用的工作，等于凭空添了一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