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宽道：“我感觉，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越来越偏于商品经济的。现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而乡镇企业的经营是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的。如何管好这一块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准备入学之后好好向老师们请教一下。”

祁瑞仓道：“小丁，你的想法从一开头就错了。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们总要想着去管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政府根本就不应当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放任他们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谢克力在旁边提醒道。

丁士宽却站到了祁瑞仓的一边，对谢克力反驳道：“马克思的观点也不能当成教条，而是应当辩证地理解。列宁不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落后国家优先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应当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的。”

于蕊道：“庸俗经济学这种提法，我们体改委有些领导也是不赞同的。他们认为还是应当积极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不可一概否定。”

这是一个连大学生都能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年代，研究生，尤其是社科院这种国家级智库里的研究生，几乎就可以算是天子门生了。冯啸辰他们的师兄师姐们，毕业后无一例外都进了国家重要部门，并且一进去就被委以重任。在这个年代里，一个处室里能有一个研究生，简直就像是老爷车里配了一台法拉利发动机，顿时就能够焕发出勃勃生机。

有这样光明的前途，研究生们自然也都是志得意满，把自己当成了未来的国家精英。这样一群人，聚在一处哪怕是闲聊，话题也都是如此地高大上，颇有一些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霸气。

80年代中期，正是西方政治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的时候。面对着国外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有一种本能的自卑感。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许多人心中颇为认同的观点。至于学术界，则出现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觉得应当全盘吸收国外的学术范式，实现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担心离经叛道，走上了邪路。

王振斌、于蕊二人都是单位推荐过来学习的，拿到学位之后仍然要回原单位去，读研究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为了镀金，他们并没有去探讨理论真谛的愿望。因此，对于这种理论上的争执，他们能做的只是谈谈自己的见闻，至于到底是西学好，还是中学好，他们也吃不准，一切以国家的政策为指向吧。

祁瑞仓他们三人，都是新时期的大学生，所就读的学校也都是鼎鼎大名的，这就培养出了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他们读大学期间，西方经济学是被冠以“庸俗经济学”的头衔，在课程设置中处于很边缘的地位。老师在讲授的时候，必须要反复强调这些理论并不正确，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批判。

不过，话虽这样说，那些在经济理论界浸淫多年的老师们还是懂得西方经济理论的价值的，他们把这样一门课讲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课，给年轻的学子们打开了一扇理论的窗户，让他们接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

祁瑞仓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22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光。他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又尤以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书籍为他的最爱。西方经济理论中那些精美的图形和数学模型让他有一种灵魂升华的感觉，他认为这样的理论才代表着人间的真理，相比之下，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那些“一头羊换十匹布”的比喻实在是显得太低端了。

“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回归斯密传统。斯密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那个。斯密的观点是，政府应当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当介入经济活动。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就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她上台之后，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把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还削减福利开支，使英国经济摆脱了危机，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祁瑞仓挥舞着手臂，向新认识的同学们讲述着自己的心得体会。

“小祁，你不会是想建议咱们国家也把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吧？”于蕊略带几分调侃地问道。

“为什么不行呢？”祁瑞仓却是当真了，他说道：“于姐，你没在基层工作过，不了解情况。现在地方上的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一个地区几百家国有企业，半数以上处于亏损状态。而那些乡镇企业，还有私人开的企业，都发展得红红火火的，这说明什么？咱们国家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发展得还不如南朝鲜这样一个小国家，不就是因为经济不够自由吗？我倒是觉得，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有助于激发它们的活力，这对于国家是有好处的嘛。”